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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煌言被俘以后，断然拒绝了清政府的招降，在押解途中，写下了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如《被执过故里》诗云：“知者哀其辱，愚者笑其颠。或有贤达士，谓此胜锦旋。人生七尺躯，百岁宁复延。所贵一寸丹，可逾金石坚。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甲辰八月辞故里》诗更是脍炙人口：“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康熙三年九月初七日（1664年10月25日），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于杭州弼教坊。当他赴刑场时，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抬头举目望见吴山，叹息说：“可惜大好河山！”就义前，赋《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临刑时，他“坐而受刃”，拒绝跪而受戮。同时就义还有罗纶等人。
第七章：曾搅中原是杀星——孙可望
孙可望，原名可旺，字朝宗，陕西延长人，从小习文弄武，长大后以经商为生，走南闯北，阅历丰富。他身材矮小，相貌不扬，但是剽悍异常，胆略过人。后参加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并与李定国等一起被收为义子。在战场上孙可望攻则机智勇猛，守则坚韧顽强，号称“一堵墙”。不过从这个外号也可看出孙可望擅于防御，用兵凝重，奇谋变化则非其所长。
1647年（顺治三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接战中阵亡，身为大西四将军之首的孙可望自然而然的接过这个烂摊子，成为军事上的实际领袖。眼见满洲肃王还在后面恋恋不舍的一路撵来，大西军新败之余，只好拿毫无战斗力的地方杂牌武装开刀，轻松击溃重庆，贵阳，定番等地的明军后进入贵州避战。肃王豪格本打算“宜将剩勇追穷寇”，无奈当时川黔一境已是十室九空，粮草接应不上。军势早成强弩之末，再追下去恐怕要“蹶上将军”，只好悻悻然收兵北返。大西军才算喘息方定，返驻贵州遵义整顿修养。
大敌方去，献忠妻张氏和宰相汪兆林兴冲冲前来捡落地桃子，每次开会议事公然傲居四将军之上，发号施令好不快活。没想到却惹起众怒，四条好汉见“皇后”与“宰相”不度德，不度势，无权无勇还来聒噪，干脆开会一致决定将其“镇压”。事毕，四将军各复本姓，又公推孙可望为首，实行集体领导。准备以贵州为基地再图进取。就在此时，云南沙定州叛乱的消息传来，当地土司龙在田早年本与大西军是旧相识，关系深厚。至此极力劝说四将军以助沐天波平叛为名，收取云南以为长远之计。众人以为有理，于是整顿兵马西向杀入云南，沙定州跳梁小丑，哪里见过如此阵仗，一时被打得抱头鼠窜。永历元年四月，大西军顺利攻入昆明城，十月擒杀沙定州。云南全境告定，然而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也在战斗中中毒箭阵亡。
全滇底定后，孙可望为争取地方士绅支持，废除大西国号，暂以干支纪年。三位将军分别称王开府，孙可望以盟主身份统领军政事务。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同时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以争取人心。孙可望还争取到了黔国公沐天波的合作。沐氏世守云南，在官绅百姓中享有很高威望，对大西军剿除沙定州，为他报一箭之仇，沐天波心存感激，他采取合作态度，其他云南境内的大小官员土司自然望风归顺。这就使大西军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在经济上孙可望大力减租屯田，开发当地井盐，奖励商贸。在军事上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建立后勤保障制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向被看作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兵精粮足，社会安定。以一隅之地成为日后抗清的基地。充分展示出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可望请封秦王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杨畏知见压力太大，只好让步表示接受永历所封景国公一爵，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认识到当时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后经永历帝同意改封为平辽郡王，杨畏知这才兴冲冲回滇交差。荒唐的是南明浔州守将陈邦傅听说此事后也来凑热闹，邦傅为讨好孙可望起见，竟别出心裁，伪造封王敕书和秦王金印，派人冒充使者前往云南。孙可望接见伪使后满心欢喜，立即举行隆重的封王典礼，布告全滇，宣布从此奉南明永历正朔。没想到没多久杨畏知回滇，带回了封郡王的敕文，西洋镜拆穿，使得可望尴尬异常，愤愤然说：“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干脆将错就错，自称秦王。大西军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开场。
请封秦王一事，后世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毁孙者认为孙可望是僭号自大，心怀不轨。也有人认为永历小朝廷囿于鸡毛蒜皮之事，目光短浅，不知利用孙可望主动投效的大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清。实则当事双方均各怀心事，均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孙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联明抗清之际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请封秦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战略上的一步厉害杀着；一方面，得到永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于在内部建立起高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成为南明政权的继承者张本。秦王一爵，看似无关紧要的荣誉性爵位，实际上意义重大，有明两百余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与孙可望性质相似的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反正来归，也只受封国公（金声桓自称国公在前，不过他也不敢再多走一步），特别是秦王爵乃是当年是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当时南明尚还占据两广之地，并非不名一钱的破落户，与可望是合作而非依附关系。以孙可望之雄，据全滇，拥强兵，若再假以位号，必将成为南明政权的有力竞争者。历史上的有名篡臣曹操，司马氏，朱温等无一不是乘世乱继起，先称公称王，再搞逼宫禅让。殷鉴不远，永历诸臣自然不愿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就连力主与孙合作的堵胤锡也仅仅要求永历封可望为郡王，正是有鉴于此。然而永历小朝廷实在腐败无能，衮衮诸公莫衷一是，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应对意见，仅靠小聪明，小伎俩敷衍应付，徒然让孙氏嗤之以鼻罢了。
孙可望乱世之枭雄，并非墨守成规的三家村老夫子，请封一事闹了个自讨没趣，可望志不稍减，他知道当时清军在两广连败明军，已成囊括天下之势，若再与永历朝廷讨价还价，只是贻误战机罢了，于是干脆利用陈邦傅的伪诏自称监国秦王，发布命令出师抗清，要求四川，贵州及湖广明军皆受其节制。在孙可望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先将挡住去路，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军阀扫除干净，这些大小军阀打着抗清保土的旗号，实则横征暴敛，为害地方。如今被扫荡一空也算好事。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
就在孙氏自行其是之时，永历小朝廷却越搞越糟。1649年，在清孔有德，尚可喜等会攻下，广东广西先后陷落，大敌压境下永历帝束手无策，唯有向西一路狂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孙可望地盘寻求庇护。事到如今，永历已无任何与孙可望讲价的本钱，只好一任可望安排。从此成为傀儡，事事仰人鼻息。
1652年，可望迎永历移跸于贵州安龙，自己则坐镇贵阳，号称国主，事事遥制指挥。孙氏此举，倒颇似北齐肇始人高欢所建立的霸府制度。当年高欢开幕府于晋阳，而把自己拥立的傀儡北魏皇帝安置在洛阳（后迁邺），为篡权代魏预作准备。可望倒未必是效法古人，恐怕还是觉得做惯了国主，一旦与永历见面，难以抹下面子来俯首称臣。于是干脆眼不见为净。据史料记载，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而永历所处安龙“居民不过百户”，破败之状可见一斑。并派员严密监视永历，凡各地官员将领有与永历文书往还者，可望更是视为心头大患。如李定国便是因桂林大捷告捷于永历而遭忌的。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之一。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问鼎中原为己任。在当时群雄角逐，皆以力征经营天下之时原也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虽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而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的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再不肯退让半步。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