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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接着爷爷的话，冲着我们说：
“总司令对你们多关心啊！回去之后，你们要把这些话记下来，将来作为你们工作、学习的方向。”
王炳南向爷爷简要地汇报了我国的外交关系后说：
“许多来访问的非洲国家代表团，都赞扬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说：‘苏联援助我们，只卖母鸡，不卖公鸡，结果虽然能够吃上鸡肉，但不能繁殖小鸡，肉吃完了，还得买。可是中国，不仅卖给我们公鸡，还帮我们修建养鸡厂，让我们发展养鸡业，还是中国好。’还有的国家靠近沿海，吃鱼靠进口，我们就帮他们建立自己的捕鱼业，卖给他们钓鱼竿和网子，非洲国家非常欢迎。”
爷爷听后点点头，说：
“自力更生也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教训总结出来的。我们过去靠苏联，结果苏联一取消合同，闹得我们好几年翻不过身。所以要自力更生，这几年我们的方针还是自力更生，我们要争取四五年的时间把生产搞上去，把国防搞上去。你们在军队的，要争取时间把部队整顿好，特别是老干部，争取几年时间也是很不容易的。”
临走的时候，王平说：
“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军队建设搞上去。”
爷爷送他们到门口时还说：
“祝你们工作顺利！”
1975年10月，党中央批准开展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公然反对，攻击“宣传长征胜利”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不准演出《万水千山》等革命传统戏剧。11月17日，爷爷为了表示对纪念长征活动的支持，观看了总政话剧团演出的《万水千山》，演出后，又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他还给剧组写下了“万水千山”的题词。
1975年12月8日，爷爷和我又进行了一次很长时间的谈话，谈话的内容也很广泛，他说：
“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工作。不要总是认为解放干部，就是恢复他们的名誉、地位和权力。解放就是出来工作嘛！”
“你现在也是一名干部了，也领导了一些士兵，但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这就是党和人民给的权力，怎样才能使用好这个权力呢？这就要求你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不要以为官大就权力大。职务再高也不能一人说了算，还要有党委的统一领导。”
“我职务高，但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我最大权力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和工作。其他事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做决定。我还有一个权力，就是要管理好我的子女，管好你们。我也是农民出身，你们也应该跟贫下中农的后代一样。如果要说特殊，应该在政治上、学习上、专业技术上有所特殊，标准高些，因为你们接受的教育多，应该比别人好一些。”
“我还要说，你现在是一个军官了，作为一个军队的干部，你应该知道军队建设是一个
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要做好战争的准备，你们搞军队工作的，要学传统、传传统。装备要变、编制要变，但传统不能变，作战的基本原则不能变，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不能变。”
那年年底，原辽宁省省委书记周桓来探望爷爷。周桓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朝夕跟随爷爷转战于太行前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周桓谈了辽宁省这一年整顿的情况，爷爷听得很仔细，然后说：“现在形势很好，组织上顺过来了，但思想上还没有顺过来。看来经过整顿，生产上是大有起色。由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要抢班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垮台了嘛？！他们要打倒我，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我是党树起来的，要打倒我，就得先打倒共产党。现在虽然有人还在捣乱，但是，他们是得不逞的，我们的事业一定是要胜利的！”
爷爷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他知道，这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一直就受到江青一伙“左派”的阻挠和干扰，他们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要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等谬论，他们还常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黑状。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年底，正酝酿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在报刊上叫喊“走资派还在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爷爷感到，局势越来越复杂了。
1975年12月下旬，爷爷在忧虑中得了感冒，住进了北京医院。
警惕党内还有野心家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之后，便从报纸上消失了。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紧锣密鼓地展开。
春节前，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来看望爷爷，谈到正在开展的运动，爷爷针对江青一伙人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
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进入1976年后，爷爷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
一年前，爷爷每天都要在万寿路的大院里转三大圈，吃完早饭围着院子转一大圈，吃完中午饭转一大圈，吃完晚饭再转一大圈，然后才休息。除了这种散步活动，还有爷爷几十年来自己“发明”的一套健身操，从头到脚都可以活动开，最后还要双手叉腰地吹上几声口哨。这套健身操，爷爷每天都做，几乎是风雨无阻。但是到了1976年后，这健身操爷爷渐渐地做不动了，散步也渐渐地由三大圈变成了三小圈，后来又变成了一小圈。直到最后除了那口哨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大大地简化了。
我回家时看到爷爷身体更加衰弱，心里非常着急，就和奶奶商量说：“如果可能的话，我就多在家里呆一段时间，陪陪爷爷吧！”
奶奶说：“总理去世后，你爷爷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了，北戴河离北京也不远，如果有时间和部队允许，抽空多回家看看。我也和有关的领导打个招呼！”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个月都回家几次，在爷爷奶奶身边的时间就相对多了一些。
3月9日下午，吃完晚饭后，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床头上的三本书说：
“这里的三本书，你们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桌上的书看了一下，是新出版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三本辅导读物。我看了后，冲爷爷摇摇头说没看过。
爷爷示意我坐下。他说：“这几本书解释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很好懂。你可以拿去看看。但是你要明白，马列主义不是只在书本里，只懂书本里的马列主义，不算真懂，只能算是教条地懂。真正地懂，就是要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国家大，但落后，科学、技术、生产、国防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人口众多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都很注意我们，第三世界更注意我们，他们不仅希望我们在政治上支持他们，而且也希望能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把生产搞上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是总理报告中讲的，没有问题。这么大个国家，生产搞不好，怎么支援世界革命，怎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怎么达到共产主义目标呢？说抓生产是偏离政治方向，这样的提法不对头啊！八亿人民要吃饭呀，要穿衣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呀，不抓怎么行呢！”
爷爷说到这里，想了一下后说：
“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1922年加入我们党的，到现在五十多年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没有党和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但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不好，主席身体也不好，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还有王、关、戚一类，他们很阴险呀！不要把斗争看得很简单，这些人不是真心搞马列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搞的却是阴谋诡计……”
也许是谈的时间长，累了，也许是爷爷忧之太切，谈到这里，他把头仰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可当我想扶他去休息时，他的手却微微地摇了一下，示意我在他的旁边坐下，又接着说：
“五十年的革命了，我相信中国人民是有觉悟的，搞两面派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不要到处说，这是我的意见，相信历史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的。你们要努力为党工作，做人民的勤务员。一辈子要光明正大……”
听爷爷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强忍着眼泪说：
“爷爷，我扶您去休息吧！”
爷爷看看我，点了点头。
我的本子还记着这年3月31日至4月6日，爷爷和我的其他几次谈话，从这些谈话中，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他说：
“‘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这里面有林彪一伙搞的，也有其他原因。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的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谈到这，爷爷有些激动，他说：
“当前的斗争还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制造舆论说老同志思想跟不上了，要换掉，通过斗争换掉，是为他们夺取最高权力扫清道路。民主革命有同路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同路人嘛！王、关、戚，蒯大富、聂元梓不就是同路人！他们投机革命，是想当官，想搞特权，要看透他们！”
爷爷注视了我一会儿，嘱咐说：
“你回部队后要学习报纸和马克思主义的书，这里情况不要讲出去，中央有指示，有文件，我和你说的，是家庭谈话，也可以说是一般同志谈话，要记住：只有真正把马列主义学到手，才能认清方向，搞好工作。”
清明节前后，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爷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奶奶：“你知道邓小平同志住哪里吗？”
奶奶说：“不知道。”
爷爷愤愤地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1976年4月7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据当年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吴德回忆说：
“毛远新先是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朱老总、叶帅、李先念、苏振华不必参加会议了，但其间，毛远新出去了一趟，回来又通知，除了苏振华，其他人都到会……于是，政治局会议直到朱老总、叶帅、李先念都到了之后才正式召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