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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民主作风。
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召开会议，以“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为中心议题，并作出决议，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组织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罗荣桓指示各级政治机关抓紧对部队进行传达教育，要求各级党组织联系本单位实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这四句口号，推动百万大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以后在辽沈和平津战役的大规模作战中，罗荣桓一直都把增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作为部队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做好荣誉军人的政治思想工作
夏、秋、冬季攻势以来，仗打得越来越大，大量伤病员从前方下来，把各后方医院都住满了。有些伤员居功骄傲，目无法纪，惹是生非，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把国民党军队的坏习气也带进革命队伍里来了。他们不服从管理，看戏看电影不买票，下馆子少给钱或不给钱，还有的打骂群众，打骂医护人员，甚至包庇地主分子，干扰土改运动。还发生过聚众闹事和企图抢劫银行的事件。处理伤员问题成为安定后方的一件大事。
罗荣桓看了一些报告，觉得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便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讨论中，有的认为重伤员闹不了事，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日回前方；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有的建议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仔细听完各种意见，说道：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我看还是应该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
大家都同意罗荣桓的提议，立即成立代表大会筹备小组，并确定以东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周桓为组长。
一天，会议筹备小组向罗荣桓汇报筹备情况，谈了会议的内容，准备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召开，代表人数为五百人。
“准备叫什么代表大会呀？”罗荣桓问。
“就叫伤病员代表大会吧！”周桓答。
罗荣桓考虑一下说：“还是叫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比较好。不管是负伤的、病残的，都是为了革命，都是荣誉军人。”
谈到代表的产生，罗荣桓问：“准备让些什么人来开会呢？”
“当然要选一些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啦！”周桓按老规矩回答。
“积极分子要参加，但是不要超过三分之一。”罗荣桓说：“多找一些调皮捣蛋的和爱闹事的来开会。”
周桓和筹备小组的同志们听了，感到有点惊讶。
罗荣桓解释说：“这次会议要打破常规。会议想解决的主要是闹事问题，找先进人物来开会，代表不了闹事的伤兵，回去以后作用也不大。找带头闹事的人当代表，首先肯定他们为革命负伤，是有功劳的。对他们闹事，不直接批评，要进行正面教育，可以请一批残废的老红军、老八路来‘现身说法’，讲我军的光荣传统，讲身体残废思想不残废的好人好事。这部分伤兵的思想转变了，回去就可以起很大作用。带头闹事的代表，要从抗日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东北翻身农民参军的战士和‘解放战士’中选。‘解放战士’要选那些苦大仇深、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当兵的。”
荣誉军人代表大会按期召开了。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思想比较落后，憋着一肚子气的。有的还准备了一大堆要求，如不答应就要大闹一番。但当他们到哈尔滨火车站的时候，只见月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欢迎他们的红绿标语，人群喊着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来欢迎。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为他们端茶送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开饭时候吃的是细粮，四菜一汤……这一切，使他们很感动，心里有气的人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请在红军时期便失去一条腿的后勤副司令员钟赤兵来“现身说法”。钟赤兵扶着拐杖，讲着自己和红军伤员的故事，讲伤好后继续革命的情形。红军时代在保卫井冈山战斗中打瘸了腿的何长工和抗战时期负伤致残的另几位干部，也被请来讲自己负伤不下火线的故事，讲当年缺医少药艰苦奋斗的生活，讲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荣传统，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情真词切，生动感人，使代表们深受教育。会议还专门请人讲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以后如何写出这部小说的动人事迹。
代表们白天听报告，晚上看戏看电影。每听完一次讲话，都分组开讨论会。开始大家对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后来，逐渐联系了自己的思想。多数参加闹事的伤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行为，有的懊悔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恨自己忘本。他们纷纷表示，回去以后要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上前线。
会议期间，罗荣桓在全体大会上讲了话。他说：“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出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这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军同志自己努力，去联系群众。我们的同志都是从群众中来的，穿上了军装，扛起了枪，在前方英勇杀敌，光荣地负了伤。我们千万不要忘本，不要干涉群众斗争，不要站到地主那方面去，而应该站在农民的立场，给农民撑腰。我们打倒地主阶级，帮助农民翻了身，老乡就会更加拥护我们。今天我们进行的大规模作战，如果没有后方群众的支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虽然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前方，但是要没有后方运粮送草、参军参战等，胜利还是不能得到的。我们不能抹煞后方的功劳。当然，后方工作中还有许多缺点，比如某些医院、兵站等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好的方面，我们不能忽视人家的优点。只有一方面要求后方党政军民机关团体加强和改善荣军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求荣军同志本身紧密地联系群众，严格地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分配到后方工作的荣军同志们要学会一套新的本领，参加具体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荣军同志们虽然身体残废了，但是思想上没有残废，来后方后再学习一下，都能很好地参加革命工作。”
最后罗荣桓说：“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全中国人民到了翻身的时候了，每个同志都应该作出新的努力。每个荣军同志也应该把自己的一切新的力量贡献出来，争取胜利的早日到来！”
罗荣桓的讲话开门见山，简短、朴实，说到代表们心坎里，赢得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在大会期间受了深刻教育，转变了思想，开完会回到各地医院，每个人都变成宣传员，在伤兵中做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从那以后，伤兵闹事就很少了。
第二十二章 在辽沈战役中
－－－－－－－决策南下
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间，在东北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罗荣桓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和东北局的决定，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他要求把这一作战任务在部队中广为宣传，使全军树立起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
但是如何歼灭东北敌军，是由北而南，先打长春之敌，再打沈阳、锦州；还是先攻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再打沈、长之敌？这个战略方针的确定，却经历了一些反复。
四月十八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先打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为了组织围攻长春，五月中旬，根据东北局决定组成了第一前线指挥所，由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治委员，以原辽东军区机关组成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①〔第二前线指挥所由冀察热辽军区和机关组成。第一和第二前线指挥所，是后来在八月间组建的东北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机关的前身〕。五月下旬，守长春之国民党军两个师出城抢粮。东北人民解放军准备以第一纵队、第六纵队、第十二纵队的两个师和五个独立师消灭该敌，然后乘虚攻入长春。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经多次战斗，歼敌两个团，余敌退回长春。随后，东北局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并决定在吉林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
吉林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召开，林彪未出席，罗荣桓主持会议。罗荣桓、刘亚楼和肖劲光作了报告。谭政出席了会议。罗荣桓在报告中说：“今天我们夺取大城市，有些条件是不够的，兵力上要三倍甚至四五倍，要有很好的供应线，要有许多炮和炮弹，要有一定的技术条件，而这些条件我们是不够的。因此，对付大城市要采取长围久困的办法。”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人出入”的命令。
在会上，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大家都把目光转向在战争中已眇一目的李作鹏和周纯全。罗荣桓示意让大家安静，然后坚定地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会议决定主要阵地不让群众通过，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不久，长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下，已是粮源断绝。国民党军只得依靠空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在市内到处搜刮老百姓的存粮，市内饿死人很多，老百姓纷纷外逃。到八月间，林、罗、刘决定，分批放出饥饿群众。
七月，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东北解放军作战行动问题，准备在雨季结束以后，即八月中旬南下作战。七月二十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了这一打算。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七月三十日又来电明确指出：“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
经过反复酝酿，南下作战，先打锦州的决心终于下定。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八月十四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