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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岗军节节胜利的同时，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也转战河北各地，占据了河北大部分地区。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农民军，也紧密配合瓦岗军，不断地给隋王朝以严重打击。在各地农民军的包围之下，隋朝统治者占据的少数城邑如同大海中的几个孤岛。驻守江都的隋炀帝极度的惊慌。
他对着镜子说：“我这个好脑袋，不知道该谁来砍它。”他坐卧不安，梦中经常惊叫有“贼”。隋炀帝杨广最终被部下杀掉，隋朝灭亡。
当瓦岗军即将到得胜利之时，李密的投降活动导致了瓦岗军的失败。李密出身大官僚贵族家庭，参加杨玄感兵变失败后，隐姓埋名，流浪在河北、河南之间。公元616年，他混入瓦岗军的队伍，用欺骗手段取得了部分领导权。同时，他又招降纳叛，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李密的阴谋活动引起了瓦岗军内部的斗争。翟让的“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由于翟让没能及时识破李密的真正面目，“不以为意”，反被李密夺了权。李密自称魏公兼元帅，让翟让当了副手。公元617年十一月，李密以赐宴为名，杀害了翟让，篡夺了领导权。后来李密被隋朝招降，瓦岗军最后失败了。公元618年王世充击败李密，李密投降李渊（即唐高祖），后为李渊所杀。接着河北起义军和江淮起义军也先后被李渊镇压下去。英勇奋斗14年的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李渊地主集团夺去。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虐统治，打击了士族地主，对唐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41 贞观之治
没有大治，就没有唐代的繁荣，也就没有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从627年到649年共计23年。贞观之治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的艳称。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他曾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不能过苛地对待民众。因此，他很注意倾听不同意见，鼓励群臣犯颜直谏，并留心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当官，不计身份，不别亲疏，推行“任人唯贤”的政策。
首先，他罢免了裴寂等保守官僚，起用了庶族地主的代表人物魏征、戴胄、刘洎、马周、李勣、张亮等，这些人大都是知识分子，熟悉历代兴亡的史实和封建思想家治国的道理，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农民军，对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有所了解，处理政务比较接近实际。李世民还能通过选拔大批庶族地主的政治家进入最高统治集团，通过修《氏族志》和发展科举制度，抑制了士族地主势力，适应了庶族地主发展的历史趋势。李世民又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的中肯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许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职的名臣。太宗举贤任能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十分正常。他又进一步严密了三省六部制，规定三省长官，尚书省的尚书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侍中共掌宰相的职权。另外，又任命一些官员加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头衔为宰相，参加政事堂议事。宰相人数增多，可以集中多数意见，避免一两个宰相专权。而且宰相品位不高，进退较易，使唐太宗可以破格提拔庶族地主做宰相，造成中央机构中庶族地主占优势。
其次，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他坚持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奖励农耕，使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
李世民还注意各民族的关系，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北方突厥贵族向中原侵扰，唐太宗坚决进行了抵抗，派李靖、李勣率领十几万军队，于630年打败了东突厥。唐朝政府把大批不甘突厥奴隶主贵族统治而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幽州到灵州间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命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隶属唐朝中央政府统辖。这样，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蕾，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都是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42 开元之治
它为汉唐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开元（713一741年）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的艳称。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705—712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
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以下措施：
（1）把武、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非正式任命），试、摄、判、知官（非正职的冗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10余人减少到二三人，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
（2）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
（3）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坚决予以贬斥。
（4）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以姚崇为相，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几项政策，又裁汰僧尼，整顿吏治，对实现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为名相，对政治均有所建树。
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
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蕾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
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43 安史之乱
这是唐王朝从盛至衰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是755年至763年发生在唐朝的一次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集权的反叛。因叛乱是由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安史之乱”。
唐朝初年，为巩固中央集权，保卫边疆，实行府兵制。府兵一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