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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红巾军起义
一块红色的头巾，竟能挑动天下人造反
红巾军起义是爆发于元末的一次农民战争。
元朝后期，以蒙古贵族为主的统治阶级，对各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掠夺和奴役十分残酷。他们疯狂地兼并土地，把广阔的良田变为牧场，如大臣伯彦得赏赐土地就达2万顷。大地主“广占土地，驱役佃户”，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全国税额比元初增加20倍。
元朝统治者挥霍无度，到处搜罗民间美女，天天供佛炼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滥发货币，祸国殃民。加上黄河连年失修，多次决口，真是民不聊生，出现了“饿死已满路，生者与鬼邻”的悲惨局面。反抗的烈火在人民心中燃起。社会上流传着“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的歌谣。
在这种情况下，刘福通遂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暗暗串通穷人。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农民15万人挖黄河河道。监督挖河的官吏乘机克扣河工“食钱”。河工挨饿受冻，群情激愤。
刘福通派了几百名教徒作民伕，在工地活动，传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歌谣，暗中凿了个一只眼睛的石头人埋在工地。民工挖出后，反抗的烈火顿时燃起。
刘福通是颍州（今安徽阜阳）人。他与白莲教另一首领、河北永年人韩山童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佛下生”，以吸引群众。石人挖出，时机成熟。在韩山童、刘福通领导下，3000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准备起义，因事前泄密，遭到敌人包围，韩山童牺牲。刘福通突围后把起义群众组织起来。起义者以红巾裹头，一鼓作气占领颍（今安徽阜阳）、罗山（今河南罗山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真阳（今河南正阳县）、确山（今河南确山县）等地。
“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反映了元朝统治下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压迫的社会现实，表达了被压迫的广大农民的政治理想。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又因其烧香聚众，亦称“香军”。红巾军所到之处，开仓散米，赈济贫农，深得人民拥护。群众纷纷加入红巾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红巾军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农民纷起响应。人数较多的有蕲水（今湖北浠水）的徐寿辉部、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的芝麻李部、南阳的布王三部、荆樊的孟海马部、濠州（今安徽风阳东）的郭子兴部等。
为推翻元朝的反动统治，起义军提出以“明”斗“暗”（“明”指起义军；“暗”指元朝统治）的口号，鼓舞群众向封建官府作斗争。1355年，刘福通率军攻下亳州（今安徽亳县），立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北伐。东路由毛贵率领，经山东、河北攻入大都；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向山西、河北一带，经大同直捣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放火烧毁“富夸塞北”的蒙古皇宫，继续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大刀敖、白不信、李喜喜率领，直趋关中，攻下兴元（今陕西南郑县）、凤翔（今陕西凤翔县），转战四川、甘肃、宁夏各地。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出现“官府四散躲”，“红军府上坐”的大好形势。
三路大军转战各地的同时，刘福通率部于1358年五月又攻克汴梁，定为国都。在红巾军沉重的打击下，元王朝危在旦夕。这时，红巾军的势力已“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达到了极盛时期。
元朝统治者如热锅里的蚂蚁，惊慌失措，先派遣的回军、汉军溃败后，又派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带兵镇压，结果又大败而归，军资兵器几乎丢光。元朝统治者搜罗一切反动力量，孤注一掷，从各处向红巾军扑来。
红巾军英勇抗击官兵和地主武装的进逼。由于兵力分散，三路大军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又缺乏周密的作战计划，往往使所占之地得而复失。正当红巾军与元朝军队进行殊死斗争的关键时刻，义军领袖刘福通遇难，中原地区的红巾军被地主武装镇压下去。1363年，红巾军建立的韩宋政权结束了。而在南方，朱元璋的起义军发展迅速。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原是郭子兴红巾军部左副元帅，后独树旗帜，背叛农民军，成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元王朝在各地农民军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元末红巾军虽然失败了，但农民军坚持斗争13年，历经“大小数百战”，波及大半个中国，对瓦解和推翻元朝的统治起了决定性作用。
64 张居正改革
“一条鞭法”，把似乎停滞了的历史狠狠抽了一鞭子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65 郑和下西洋
人类征服海洋的空前壮举
郑和下西洋是明代航海家郑和出使“西洋”（今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印尼、婆罗洲等地）的壮举。
中国的造船业和海上航行，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唐代，许多外国商人从海道来中国经商，大都搭乘比较安全的中国海船。到宋代，中国的航海人员开始把罗盘针使用到航海上，这就给远洋航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3世纪初，中国已使用十樯十帆的大海船。明朝初年，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内得到相对的安定，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扩大贸易往来，明政府先后七次派郑和统帅巨大的船队到“西洋”各国，在中外关系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自幼入宫，改姓郑，为宫内太监。因为他既有能力，又是回教徒，所以被明成祖选中，负责远航。从1405年到1433年，他率船队七次出海，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总共到过南洋、印度洋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南到爪哇，西北到波斯湾和红海，最西到非洲东海岸，是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可谓世界航海家的先导。
1405年六月，郑和率领由62艘大海船2．9万余人组成的远洋舰队，由苏州刘家河出发，第一次出使南洋。最大的船，长100多米，宽几十米，可容纳1000人，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当时使用的罗盘针分许多方位，划分若干度数，按照一定的方向和度数航行，就可以测出航行的远近。这种罗盘针夜间还兼看星辰，能观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