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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情赞颂：“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战斗仍在缮续。5月31日上午10时，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南海、增城、花县等县400余乡义勇数万人，赶来与三元里人民在一起，将四方炮台层层包围。旌旗招展，刀矛如林，杀声震天。英军则龟缩在炮台里，等待援救。正在紧张时刻，8000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僵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时，卧乌古又添一番虚惊，是否“意中有诈”？但清军却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斗争熟视无睹。这一天，义律赶来后也被包围。他们立即派奸细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义勇必须立即散开，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继续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
奕山吓坏了，马上派余保纯带领南海、番禺县令，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打躬作揖，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骂他“通夷卖国”。余保纯无所施其伎，就威胁地主、士绅们说，“如果乡民不退，将来万一有事，要由你们负责”。士绅们害怕了，经不起余保纯的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溜走，有的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余保纯在人民的哗笑声中，护着义律和侵略军狼狈撤走。
英国侵略军遭此沉重打击，事后义律竟无耻地贴出告示说：“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示犯。”人民群众马上贴出《广东义民告英人说帖》、《三元里等乡痛詈鬼子词》（即《三元里等乡衿耆说帖》）等文告，揭露英国的侵略，痛驳义律的谬论：“其时我们义民，约齐数百乡村，同时奋勇，灭尽尔等畜类。尔如果有能，就不该转求广府，苦劝我们义民使之罢战。今各乡义民既饶尔等之命，尔又妄自尊大，出此不通告示。……尔妄言宽容，试思谁宽容谁？”并明确表示：
“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恨也！”（《鸦片战争》第4册第20页）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它对英国侵略者的沉重打击，有力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反侵略的主力军。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能够在斗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同西方资本主义强盗拼搏的斗争勇气。它像一面鲜艳的战旗，激励着英雄的中国人民再接再厉，把反侵略斗争进行到底。
77 《南京条约》的签订
“炮口威逼下而订立的”条约
《南京条约》即中英《江宁条约》，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19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代表臻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汉华丽”号（又译作“臬华丽”或“康华丽”）上签订。
它宣告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马克思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0页）。《南京条约》签订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1843年7月22日（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10月8日（八月十五日）又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
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从中国获取了许多特权，主要内容有：
一、强占香港。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一处。鸦片战争爆发前，查顿向帕麦斯顿献策，认为可以占香港。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
《穿鼻草约》订立不久，英国即已霸占香港。《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将香港割让英国，“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建立起英国的殖民统治，成为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二、勒索巨款。中国赔偿英国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分4年付清。这笔巨款，相当于那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约1C3。
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在五口有权驻领事等官员，商人可以自由通商，不受只准清政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的限制。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虎门条约》还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之后，外国侵略者利用这一点，恣意引伸，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直接管理的租界，并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
四、控制关税。所谓协定关税，规定英国商人“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从此，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只要英国不同意，中国就不能增减海关税率。
《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摧毁了关税壁垒应起的保护作用，从而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五、领事裁判权。《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是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在中国领土上犯罪，其如何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中国官员无权依据中国法律进行判处。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犯罪而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恶例。
六、片面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应该是缔约国双方的对等权利。但在中英不平等条约里，却只规定了缔约外国能够片面享受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就是说，以后不管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应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都有同样规定。这样，各国侵略者利害相关，结成了共同侵华的伙伴关系。
鸦片问题在条约上虽然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对于曾经为英国鸦片贸易和军事侵略效劳的一小撮民族败类，《南京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必须“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如被监禁，也必须“加恩释放”。这样做，不但粗暴地干涉了中国内政，而且保护和豢养了一批卖国求荣的外国代理人。
《南京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打开了大门，从此各国侵略者接踵而至。
美国在鸦片战争中和英国狼狈为奸。鸦片战争一结束，又趁火打劫，捞取许多侵略利益。1839年林则徐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中，有1540箱就属于美国鸦片贩子的。5月间义律不准英商具结，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时，又是美国人为英国人把货物运进运出，甚至在英国船上插美国旗，运货进口销售。
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又在“中立”的伪装下，派军舰到中国领海，为英国侵略军助威壮胆，充当帮凶。英、美是鸦片战争前从海道入侵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们之间有利害冲突，但在掠夺中国这一点上，又有共同利益。
中英《南京条约》的订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美国迅速派遣大鸦片贩子家族出身的顾盛为专使，率舰队于1844年2月到达澳门。盛既以“面见皇帝”相要挟，又以武力相威吓，胁迫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于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在这个条约中，美国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搜取的一切特权，而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由英国的所谓“秉公议定”到须经美国领事官“议允”，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闯入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允许美国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的最末一款，还规定12年后修约，为日后向中国勒索新的侵略特权，预埋了伏笔。《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趾高气扬地报告美国政府，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必须感谢美国，因为它把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
《望厦条约》订立后，法国也派舰队到东方来，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签订《黄埔条约》，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中国不能“触犯毁坏”教堂等条款。不久，又强迫清政府取消100多年以来的天主教禁令。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士、丹麦等，也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政策，统统给予满足。1849年，葡萄牙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
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78 火烧圆明园
近代中国的最大灾难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赔款、协定关税、开放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英国资产阶级以为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但事实并非如此，据有关资料记载，1850年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