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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灯一闪，佩吉眨了一下眼睛：那是给辨认拍照，供法庭之用。随后许多闪光灯在黑暗中闪烁，那是在给每个被辨认者拍照，一个接一个地。
一片寂静，随即那些望着他们的看不见的人群中一阵骚动，似乎空气有了新的密度；佩吉感到证人被带进来了。在黑暗中，一个警察不耐烦的声音开始朗读：“被指控有罪的人可能不在这儿，你不必一定要挑选某人。不要挑选某人以取悦于我们。你不必挑选某人，除非你确定……”
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证人注视着他们。
“第一号，”警察叫道。
那个黑头发的矮个子男人向前走出了队列。
沉默更久，又有嘀咕声。“好，”警察叫道，“第二号。”同样的：沉默，嘀咕，一个淘汰者。
“第三号。”
雷向前走出，他端平双肩，盯着观众们。
“向右转。”警察的声音叫道。
雷右转；佩吉感到自己抓紧了自己的牌号。
“向左转。”
雷又转过去，佩吉开始数着每一秒，他数到二十一时警察叫道，“站回去，下一个是第四号。”
第四号很快过去了，忍耐着，佩吉几乎听不见什么。
“第五号，”那个声音又叫道。
佩吉向前走出。
他盯着黑暗处，在静默中，他感到了那个他不认识的证人，没有一丝声音，无比的压抑。
“向右转。”警察叫道。
佩吉右转，黑暗中咕噜声在交谈，三十秒过去了，警察又叫，“向左转。”
佩吉的掌心冒汗。他停止了数数；他只知道似乎过了很久警察才叫站回去。
第六号很快过去了。
这六个人站在那儿，面对着看不见的观众。
“我能再看第三号吗？”一个新的声音问道。
一个妇人的声音，低而又有点沙哑，佩吉辨认不出是谁。雷向前走出。
他又向右转，而后左转，最后向前，站了似乎看起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站回去。”警察叫道。又是一阵沉默，而后，更轻地，那个妇人说道，“我想看第五号。”佩吉又向前走出，望着黑暗。没人叫他转动。
“就是他，”那个妇人的声音抖了起来，“我肯定是他。”
陪审团 第二年1月31日至2月1日
（一）
克里斯托弗·佩吉望着陪审团候选人——八十个左右和他的过去没有联系的人——想知道他们中的哪十二个将决定他的将来。
他坐在贾伊德·莱纳法官宽敞的法庭里，有种不育、威严与城市怪物混杂在一起的感觉。墙壁是便宜的木制层板；头上的方形荧光灯投下无情的光线；在矮矮的隔板后面破旧的座位上挤着潜在的陪审员，给人一种未完工的学校里过于拥挤的教室的印象，但身着黑袍的法官的在场给这儿一种重力，整个屋子呈现出只有对高度知名的谋杀犯的审判才会有的拧紧的密不透风的气象，记者们在墙边挤成一条线；律师们坐立不安地瞪着空气发呆；贾伊德·莱纳自己——一个留着像船首一样的黑胡子的瘦削男人——显得激动而机警。
坐在卡洛琳的身边，佩吉却不能享受哪怕只一分钟的不用思考的时光：每一分钟，他都小心注意着那些盯着他的可能的陪审员，他坐得很直，双手轻叠在腹前，努力显得镇静而又严肃，像卡洛琳的技巧所能的那样平常。
意大利领带没有了，穿上了双领边的西服，前胸兜里放着白手绢，认识到自己的个人感觉是多么的肤浅是很不安的：应卡洛琳之请求而做出的保护性的温和态度达到了消除被指控为杀人犯而带上法庭的影响的效果——依靠卡洛琳和一群随机抽出的陌生人，他们的怪癖他一无所知而他们对佩吉的每一个表情或姿势的反应他都必须始终留心。他的一部分甚至仍不相信是里卡多·阿里斯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当然，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他自嘲地想到，他拥有用钱能买的最好的保护：卡洛琳·马斯特和谨慎地坐在他后面的大侦探约翰里·摩尔。但卡洛和特瑞都不在场：根据维克多·萨里纳斯的动议，作为潜在的证人，他们被贾伊德·莱纳法官拒于法庭之外。
萨里纳斯坐在他的椅上来回转动，手插在兜里，带着炫耀的随便张望着陪审团候选人。这种随便，佩吉知道，是装出来的：萨里纳斯在估计着这组人员的族构成，修改着他选择陪审员的战略，以期在成见和偏好的基础上最大可能地把佩吉确定为一级杀人犯，他们要在诉讼成败的关键处开始对弈——这种直觉、社会学、流行心理学和种族主义的奇怪混和物，卡洛琳和萨里纳斯将通过这个将八十人筛选到十二人。
表面上看，贾伊德·莱纳的规则再简单不过了：法官助理将每次叫出十二人，而且这些候选人要递呈陪审记录以供贾伊德·莱纳确定是公正还是偏私，如果有的明显不合格，贾伊德·莱纳可以自主地撤消其资格，或者萨里纳斯和卡洛琳可以找理由请求他这么做。但真正的艺术却在于律师们对强制令出的使用，最可行的办法是，以二十人为限，每一方可以令出己方不满意的陪审员——立即决定或是在陪审团正式组成以前的任何时候，强制令出必须节约使用：佩吉见过许多辩护律师由于用完了强制令出，被迫接受一个恶梦般的陪审员，此人最终让陪审团判他们的当事人有罪，不难看到摆在卡洛琳面前的困难：第一次被选入陪审员候选人组的人员构成不合她的希望，而且其中西班牙血统的男人占了相当的百分比。
“好了，”贾伊德·莱纳说道。他有种尖细的声音，但这第一句话引来了一片安静，他转向第一批十二个候选人，“如你们所知，”他继续道，“这是人民对克里斯托弗·佩吉的诉讼。被告，克里斯托弗·佩吉，被指控犯有谋杀里卡多·阿里斯罪。我的职责，以及辩护律师的职责，不是使你们尴尬或不快，而只是要决定你们能否公平而不带偏见地评判事实。”
卡洛琳碰了碰佩吉的手，像是安慰他，但佩吉知道卡洛琳·马斯特必须比挑选声称自己会公正的陪审员做得更多：在那些人中的某个地方，她必须找到十二个能宣判一个光靠自己的辩护不能证明自己的人无罪的人。
“首先，”佩吉对卡洛琳说，“萨里纳斯不得不证据确凿地证明里奇没有自杀，如果他不能，我就自由了。”
在佩吉被捕后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坐到了一家安静而优雅的叫玛莎的餐馆里。清凉、灰暗而现代，佩吉头一晚是在一个坚硬的牢房里的一个圈里度过的，听着他周围黑暗的笼子里传来低低的声音，保护自己或发疯时发出的怪叫声，警卫走过走廊时的脚步声，经过卡洛琳和麦金利·布鲁克斯的一次生气的会晤之后，他们同意付一笔保释金，但五十万美元直到今天下午才安排好；此后，佩吉需要洗掉监狱的气味和囚衣的记忆，再来尽他所能地安慰卡洛和特瑞。两次谈话都是痛苦的：已经很明白，佩吉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建立自己的辩护，越快越好，把他带到玛莎是卡洛琳的妙主意，她尽力所能地让他体会一点远离监狱的正常生活。
他啜了一口曼哈坦鸡尾酒，“自杀是一种可能的辩护，”她答道，“但其根据是犯罪现场和尸体情状，法医好像确定里奇为他杀。我们不仅必须动摇她的确定，还必须给陪审团提供一些理由，使其相信里奇想自杀。”她皱皱眉，“这绝不好受。”
这种尖刻的讽刺绝不是开玩笑，佩吉知道，而是一种刺探：她并不充分了解里卡多·阿里斯，以至于可以给谋杀找个替代。“自杀的痕迹并不难发现，”佩吉答道，“他失去了妻子、工作，而且还卷进了监护权之争。”
卡洛琳看起来没受什么影响，“也许，但不充分，我需要一个侦探，克里斯——如果合适，我希望他是你的朋友约翰里·摩尔。在别的情况之外，我要知道里卡多曾做过的每一件奸诈的小事——我不在乎它是否发生在他上小学时。我敢打赌，他不是从你和特瑞身上才开始的。”
“也许不是，但里奇是一只蛆的事实并不和谋杀有关，至少不直接有关。”
卡洛琳用一根指头触着嘴唇；明亮的眼睛，半带微笑，让她沉思的姿势也有点性感。“我要陪审团蔑视他，我需要的一切只是个借口，而后我就会让他变成垃圾。”
“我需要的，”佩吉答道，“是一个能让你理清这事的法官，我只能想起一两个。”
卡洛琳看开去；她的眼睛眯了一点，但仍保护着笑容，“这交给我。”
这句话，平静而野心勃勃地，在空气中回转了一会儿。“也许。”佩吉评价道，“你可以说你在证明他一生的情绪不稳，或者是，从幼儿园时起，就有几个别的人完全有理由杀死他，可能就是他的第六个小学教师。”
没作反应，卡洛琳望了望她的四周，他们的桌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三个侍者，认真而顺从地，穿行在那些衣着华贵的进餐者——情侣和一些正谈着巨额生意的商人——之间，这些人正在享受三小时的盘碟演出。静静地，卡洛琳说道，“至于现在，你和我一样知道那个，唯一的别的体面的嫌疑犯。
事实上，你比我知道得更清楚。”
佩吉感到身子僵直了，“你是认真的？”
卡洛琳稳稳地望着她，“她不是我的当事人，克里斯，我不得不把这个摆到桌面上，从某个方面讲，特瑞还比你更可能是凶手。”
佩吉放下酒杯，“绝对不行。”
卡洛琳注视着他的脸，“作为一种策略？或作为一种事实？”
“都不行！”
卡洛琳又冲他半笑起来。“所以我提醒自己也不必提到卡洛，他也没有不在现场的申辩。”
吃惊地，佩吉差点笑了，“不能，”他答道，“我对此是很冲动的。”
卡洛琳侧过头去，“那我们就有很多事要做，不是吗？就是那录音，我想你要在六十天后向法庭声明放弃你的权利。”
佩吉啜了一口马丁尼酒，冰凉，爽气而有点药味。“不，”他答道，“我不会放弃。”
卡洛琳的目光瞪直了，她也坐得更端正了；她的一切动作都表明她控制着自己不叫他是傻瓜，“起诉书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组织辩护。”
佩吉看着他的酒杯底部，“但那样，”他轻轻地说，“我们正在给萨里纳斯和蒙克更多的时间，不是吗？”
卡洛琳往后靠在椅子上，他们之间的距离远比空间的距离更大；她带着一丝冷漠研究着他，“那就是说，克里斯托弗，有别的什么事情等着他们去发现。”
这个问题，心照不宣而又强调地，给佩吉一种脆弱的感觉：没有卡洛琳，在这事上他将是孤立的。“我并不想让这个悬在头上过一辈子，每天都会被腐化、流走。”
她几乎生气地摇着她的头，“那么想想你将在监狱里度过的日子，如果我们不能给他们我们最好的辩护。因为上帝的缘故，你至少现在是自由的。一旦审判结束了，应该发生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你还在这一分钟正在的地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