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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没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高兴。在萨拉托夫时,舍不得和家人分别;来到彼得堡住惯了以后,又不愿意离开它。何况他已经在武备学校有了工作,他的一切希望都寄托于彼得堡。离开了它就谈不上地位的晋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展。
他不想离开彼得堡,便故意找些借口推延。对督学说,他缺少到萨拉托夫的路费。而且提出,若派到萨拉托夫中学任教,还应破例免除再次考核这一道手续。他满以为督学不会同意他的条件。
出乎他的预料,提出的条件被督学完全接受了。
1851年1月,督学下达文件,任命他为萨拉托夫中学的语文教师。
退路和借口都没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只好收拾行囊再回萨拉托夫。很顺利找到了两位同车的旅伴,都是到辛比尔斯克(后改名乌里扬诺夫斯克)去的。一位米纳耶夫,到辛比尔斯克赴任供职;另一位是教师冈察洛夫,就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的兄弟。
3月12日,他们一道乘冈察洛夫的马车,向萨拉托夫方向进发。米纳耶夫他已相当熟悉,最近几个月他们常在韦津斯基家见面。米纳耶夫经常参加韦津斯基小组的活动,他虽然不很熟悉社会政治理论,却同情传播革命思想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他当时也受到审讯。车尔尼雪夫斯基亲眼看到,米纳耶夫在韦津斯基家里的一大群人中,大讲“沙皇的粗暴残忍”。并宣称“最好能有一个敢于牺牲自己的勇士去收拾他”。他这番话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镇压之后讲的。就凭这个,他也够得上勇士了。
米纳耶夫比车尔尼雪夫斯基年龄将近大一倍、但对这位青年人相当敬重。他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曾借阅过一本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对于处在沙皇反动统治下的俄国进步知识分子来说,赫尔岑的思想就像一颗闪烁的巨星。
现在他们成了旅伴,一路上都在谈论共产主义,西欧的风潮以及革命和宗教问题。共同的旅途生活快结束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传播了许多革命道理。
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
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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