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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尔尼雪夫斯基-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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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暗自思忖:“难道这样的姑娘,可能目光狭隘吗?她一言一行,都显示出她天生的聪慧。”

  婚礼进行曲中,车尔尼雪夫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俩,越看越觉得她美。当她从傧相身旁走过时,她瞥了他好几眼;每一眼都使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快感。

  他想:如果能博得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好感,便觉得称心如意了。

  他悠然自得地回到宿舍,纳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身影老在脑际出现。不过,起初他甚至难以辨清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感情。他开始寻思,分析,琢磨:“也许,这是我的自尊心在作怪。因为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能使我产生好感;而这种好感,有别于姐妹对我的爱,显然是不寻常的。这也说明,我并不是一个不懂得爱的利己主义者……”

  当然,这些内心意识流,外人是不可能知晓的。许多年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写的《生活札记》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这次婚礼。只是“傧相”这一角换了个名字:叫做“库鲁舍多林”。

  其实,他从来没有和女人交往过,而确实已经到了求爱的年龄。这个向成年困难的过渡,使他对爱情的认识,带上了忧郁的色彩。他对她的感情,绝对是纯洁的,丝毫不怀有不可告人的打算。但确是难以抑制地思念她。一想到自己多少有点明白爱情的甜蜜时,便觉得无比幸福。

  洛博多夫斯基婚后的第三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用另一种方式写日记。他用在教会中学时,独创的一种速记法。开始记的,就是这次婚礼的情况,以及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见面后自己的心情。

  他一边写日记,一边细想他对洛博多夫斯基夫妇的态度。啊,这分明是不可能结果的花枝呀!

  为什么对他们的思念,超过对其他人的思念?为什么他因期待见面而思绪不宁?这样的情形他从来还没有过。这并不是因无所事事而想入非非;他很忙。该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学年考试迫在眉睫、脑子里正酝酿一部文学著作的构思。此外,他准备在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搞一项大的科研工作。

  不管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做什么,忙于何事,他的思绪老是关注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身上。他们夫妇间的关系将会怎样?丈夫会不会正确理解妻子的性情?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洛博多夫斯基能不能设法挣到足够的生活费用……这一切,都使车尔尼雪夫斯基惴惴不安。

  很快得知,这两个人的生活变糟了。洛博多夫斯基的抱怨,使他感到伤心。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的父母,也百般埋怨……

  在这以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现朋友有困难,也曾解囊相助。现在他决定把开支紧缩到最低限度,将节约的钱送给洛博多夫斯基。只要能使这对新夫妇过得好些,他自己再穷也行。每次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之后,他都赶紧跑到洛博多夫斯基夫妇那里。除留下必需花的三四个卢布,其余的都给洛博多夫斯基。

  他觉得,如果物质条件好些,洛博多夫斯基就会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琢磨,从哪里能弄到钱,使他俩摆脱贫困。

  可是,他的好朋友洛博多夫斯基不幸又患上了可怕的肺病。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想到,万一肺结核夺走他朋友的生命时,他准备随时同娜杰日达·叶戈罗夫娜假结婚,使她不至于像莫斯科的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夫娜那样,回娘家去受气,给父母弟兄充当佣人,被人看作“卖出门的货物,脱手的女儿”。

  过了些日子,知识分子中经常谈论的话题,集中到巴黎的革命和俄国的农奴制。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洛博多夫斯基当时已敏感到,俄国近期有可能发生革命。

  有一次,他听到洛博多夫斯基慷慨激昂地说,也可以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

  “革命的因素是存在的。其实,许多村庄已经起来造反了。他们拒绝互相出卖,当局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来惩办一些人。但不过,他们缺乏团结,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我早就有参加并率领起义的想法。”

  要在1848年发动俄国的农民起义,率领它和沙皇的军队作战……这一切,连当时最敢做敢为的人,作梦也不敢去想!

  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此仰慕洛博多夫斯基,这毫不奇怪。他们相好的期间,正是洛博多夫斯基一生中最光辉的时期。

  后来,洛博多夫斯基逐渐消沉,丧失了年轻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参加并率领起义——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逐渐才清楚,他的这位朋友的革命情绪,是很不牢固很不稳定的。后来他们分道扬镳了。年长的一个以热情勇敢开始,以当了五等文官而默默告终;年幼的一个开始时优柔怯弱,最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坚忍不拔的革命者。

  经历的人和事多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冷静反思得出结论:“我对人总是一下子就过于肯定,把人家看得很高很高,后来又不得不把自己捧得很高的人降下来。”


  3。 告别旧观念


  捷尔辛斯基一家来到京城,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不自在。

  在同一个屋顶下生活,他觉得拘束压抑,仿佛是个外人。还在1849年秋天,当车尔尼雪夫斯基回萨拉托夫度假时,就觉察到表妹夫妇之间,有某种虚伪的庸俗东西。他们表现得异常亲热,互献殷勤,窃窃私语,旁若无人。现在,他们这种专门作给外人看的表演,使车尔尼雪夫斯基很不舒服。他脑子里不由得呈现出果戈理小说《死魂灵》中的一幅图景:

  “常常这样,他们坐在长沙发上,突然不知什么原因,一个放下了烟斗,另一个撂了活儿(如果这时手中有活儿的话),懒洋洋地亲起嘴来。时间之长,可以抽完一支雪茄烟。”

  捷尔辛斯基以前也是教会中学的学生。不久前从神学院毕业,当上了枢密院的一名官吏,自负得不得了。此人是个伪君子、不可救药的墨守陈规者。家中的闲暇时间,他是在和妻子胡扯、翻阅杂志里的图片或谈《圣经》中度过的。他把个人的安宁和功名,看得高于一切。为升官和获奖而祈祷,朝思暮想的就是怎样把钱积攒起来。平时极端吝啬,空着肚子的客人走后,他总是叹口气说:

  “没法喂饱每个人啊!”

  捷尔辛斯基不遗余力地节约每一支蜡烛。天黑该点蜡烛时,他总是小心而又客气地阻止:

  “怎么,你莫非想点蜡烛了?”

  在他们看来,漆黑之前,至少应该在昏暗中坐上20来分钟。晚上所有的人都该挤在一间屋子里,这样只点一根蜡烛就可以了。

  而且,捷尔辛斯基夫妇,对洛博多夫斯基的态度甚不友好,弄得双方都很生气。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开始不知道该怎样对待捷尔辛斯基夫妇。他表现得客气而宽容,只是到了一定的激烈程度时,他才变得冷峭和倔强,决心想法悄悄地摆脱他们。

  有一次,捷尔辛斯基以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把蜡烛拿来!”

  这使他大为激动,差一点吵起来。但他还是没有勇气去斥责对方的无礼,默默地照办了。只因从幼小起,他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尊重亲戚。

  有时,他为表妹嫁了这样一个男人感到悲哀,甚至有些可怜她。

  同捷尔辛斯基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第一次找到了一个重大的主题。10多年后,他写出了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已成为几代革命者必读的教科书了。这个主题,就产生在和捷尔辛斯基的争辩中。当时他极力向妹夫证明,在当今的社会条件下,妇女只不过是家庭专制的牺牲品,是丈夫的奴隶。她们完全被剥夺了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这个亲戚,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有分歧;他们在一切方面都不断发生争论。尽管他明白这种争论是白费时间,尽量避免主动挑起,但还是忍不住要与捷尔辛斯基争辩起来。因为后者总是当着他的面,诽谤生活中的一切高尚的东西。不管是谈论家庭、国家、法国的革命、果戈理、莱蒙托夫、拜伦,还是谈论俄国的官僚等级,他们的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俄国的农奴制是野蛮的残余。捷尔辛斯基则是农奴制的忠实维护者,他不能容忍任何触动这一制度基础的看法。

  有一次吃晚饭时,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我不高兴别人当着我的面,以轻蔑的口吻谈论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样做,就会使自古以来就已确立的国家体制遭到破坏。甚至会造成法国目前出现的那种情况。”

  “依了您,即便(政府)动用棍棒武器(对付百姓),头头还是头头……他们攫取得也太多了。他们忘了,不是百姓为他们而存在,而是他们为百姓而存在。不是真理为国家存在,而是国家为……”

  对方闭上眼睛作打瞌睡状。车尔尼雪夫斯基中断了谈话,各自按字母顺序摆起了编年史中摘下的单词卡片。

  第二天,捷尔辛斯基故意谈起一个萨拉托夫的官吏,两人不知不觉又就昨天的问题争论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驳说:

  “他并不比别的官员坏,大部分身居高位的人,不一定具备无愧于其职位的才能和知识。大部分官吏和当政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撤换掉,因为在我们这里,不是根据一个人的才能授予他职位;相反,是得到职位后,职位给予他相应的声誉。”

  捷尔辛斯基忍不住了,他气急败坏地说:

  “别说啦,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过了一星期,他们谈到一些伟大的作家,这对冤家又争吵起来。

  捷尔辛斯基说道:

  “拜伦既然是个酒鬼,那他就和所有酒鬼一样,是个坏蛋。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只是个卖艺人罢了。当官的就不是那号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热烈地争辩说:

  “不,作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分子……假如说他们身上有弱点,那么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此,拜伦嗜酒的原因和别人嗜酒的原因不同。”

  “胡扯,全都一个样。远看他们似乎很伟大,近看和我们毫无二致。他们在人民中煽动叛乱,挑拨离间,他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

  这样浅薄、愚蠢地议论伟大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受辱。

  “正是这种现象现在使我感到不安:莱蒙托夫、果戈理这些作家——怎么能把他们称之为卖艺的!多么可悲啊……”

  他和捷尔辛斯基争论时还小心翼翼,没有向他完全袒露隐藏在内心的思想。在同学当中则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他随便得多,可以自由而热烈地谈论革命思想。

  他对真理、善良和正义的追求,起初是抽象的、模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了。但他还没有彻底摆脱宗教偏见的束缚,仍旧信仰基督;不过这时他的宗教情感已出现了明显的裂缝。

  同捷尔辛斯基争论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日记中流露,内心的变化异常急剧。他发现,他的宗教观点和他的“其他见解”,是不能融合在一起的。

  “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没有宗教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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