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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一个手枪队，一个训练新兵的补充团。
在整编中，贺龙采取措施，裁减了一些素质不好的队伍，撤换了军阀习气严重、军政素质差的军官，遣散了一些老弱病残人员。在整编中，贺龙严格地对各级军官量才录用，论功行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部队里有不少亲属和族人。对于他们，贺龙并不给予某种特殊照顾，一样视才任命。这样一来，出现了晚辈当长辈的上级官长的情况。这可使一些人不习惯、不适服。
一次，中队出操，连长贺佩卿因带队动作稍迟，被营长贺桂如当场训斥了一顿。贺桂如乃贺佩卿之侄，贺佩卿的脸面怎么搁得下？他当场同贺桂如顶撞起来，喊口令解散了队伍，弄得贺桂如下不了台。事后，两个人都跑到贺龙这里来“告状”。正巧，医官贺勋臣也在场。在贺氏家族中，他比贺龙高一辈。见此情景，便对贺龙说：
“云卿，你这个家怎么当的？非把叔伯老子放到侄孙儿手下当兵？”
贺龙吻着烟斗，眯着眼说：“勋大叔，你这个医官还不是归我这个侄儿管吗？我们今天是出门带兵。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军有军纪嘛！”
接着，回头问贺佩卿说：“你是军人，还是老百姓？”
贺佩卿一看不好，这“状”不能告了，马上说：“报告镇守使，我是军人，我错了。”
贺龙把脸板了起来，说：“承认就好。这里是军队，不是家族，只有上下级，没有叔伯子便。今后规定，上级对下级叫名字，下级对上级叫职务。有不服气的，让他来找我！”
自此，一律按军纪办事，谁也不敢拿家族那一套为自己争什么了。
经过这样的整训，部队素质提高很快。建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前来视察，见此情景，大加称赞，他说：贺龙“师次津澧，秣马厉兵，土气益励，堪称表率。”’
贺龙抓住时机，整训待机，这步棋不仅走得准，而且走得及时。过了不久，局势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赵恒惕为驱逐建国川军，要兵戎相见；熊克武、汤子模各有所图，南下广东，假道北伐又成泡影。而他，就凭着这样一支经过训练整顿的精兵，使赵恒惕无可奈何。
这种变化，又一次促使贺龙对自己脚下的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回顾了自己追随孙中山走过的每一段路程，发现每次孙中山发起的革命行动，诸如援鄂护法、四川讨贼、兴兵北伐，开头都颇轰轰烈烈，但最后不是归于失败，便是半途而废。这是为什么？他分析再三，感到不是中山先生的主张有什么错，而是孙中山没有可靠的力量。孙中山身为大元帅，却没有军队，没有枪，而是借用拥护他的那些南方军阀。用军阀打军阀。这些人各有所图，随时可以变脸，所以，在革命过程中，“窝里斗”不断，随风四下飘。今天我打你，明天你又打我；一会儿与北洋政府势不两立，一会儿又向北洋政府拱手称臣，其结果是中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定，革命停滞不前。在四川讨贼时，他就有了这样的看法。
有一次，他同刘达伍谈起了讨贼失败的原因。
刘达值问道：“你觉得广东怎么样？”
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老百姓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革命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
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起了某种变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也想探求一条新的路。他同刘达历议论过俄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仍坚定地相信孙中山，怀疑也仅是怀疑，对于俄国革命和共产党也并不了解，何况，又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因此，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仅仅象一道闪电，虽很强烈，却稍瞬即逝，因此，一年以后，他还让刘达伍去广州面见孙中山，希望与孙中山取得直接联系。
现在，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他觉得孙中山在革命要依靠谁的问题上搞错了，虽然，中山先生已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在军事上却依然如故。孙中山去世后广州政府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心中没有数，但却不信任他们，所以，熊克武邀他去广东，即便有汤子模兴兵相逼，他也不予理睬。
正在他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产生这样那样想法，思想上感到迷们的时候，赵恒惕任命他为港州镇守使，于是，他把全部精力用到了为民谋利上。在澧州，他采取措施全力救灾，整顿金融，开办教育，整治腐败，打击投机，发展生产，真有点子励精图治，造福一方之势。
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年夏秋之交，法属各县“三月不雨”，遭受特大旱灾。贺龙紧急召开救灾赈荒会议，通过了“买谷备荒案”，决定实行几项措施：1．免除田赋的附加部分，将收来的田赋款项采办粮食，散发救济贫民；2．在澧州设立大米平祟处，实行粮食平价买卖，不准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有粮必须随市价卖出，不准待价而沽。当时报载：“贺使近以亢旱异常，为救济米荒起见，伤商会赶急召开各公法团体会议，赶次平祟，借资救济。”“该处决定，定于本月5日开始平祟，地点暂设商会。每日上午6时至12时止，每升米价二百八十文。”3．按会议决定，责成殷实富户，预缴一年田赋的正洪，迅速筹办粮食赈灾，拒不缴纳者，交公署重办。4，号召乡民广种杂粮，并规定，各县不准闲置耕地；严禁种植鸦片，以免妨碍种谷；定期派员到各县督促检查广种杂粮以自救。
由于这些措施的贯彻，追属各县的灾情很快得到了控制和好转，逃荒灾民纷纷回乡重建家园。
在这次紧急会上，还通过了一个“维持教育经费案”。贺龙在会上说：
“这第三案比第一案（“买谷备荒案”）更为重要。教育是开发民智的根本。现在的学校，不能不整顿！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在升学上，一个也考不上，这样一剃头的学校简直等于零。”“初小是升学的初步，尤其应当注意。日本战胜俄国是归功于小学教育，也归功于小学教员。”
会议提出了三条意见：“严格选择教员，免误青年”；学风不正，系“由校长因循所致，对校长尤须严格考察”；“教育经费之困难，大都由专管人亏空。以后反对亏空学机无论何人，逃往何处，须通缉追缴严办。”会议期间，还组成了学务委员会，具体负责整顿学校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贺龙还提出了“整顿金融案”“整顿道路案”，大力整顿了金融，打击了滥发“市票”．投机倒把；他派出工兵营，修筑了邀州至津市的公路专又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渲县至临澄的公路，大大方便了人民群众。
这样，一段时间以后，追属各县灾情减轻，民心安定，形势很好。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津港一带出现了“土劝学业，农贩田畴，商迁有无，工专制作，人守其业”的局面。
有位名叫罗武帅的慈利籍名士，有感于贺龙镇守“九渲”之业绩，在贺龙外出视察，途经其家乡时，写了这样一条藏头对联贴于街口：
贺其来苏，草食壶浆以迎。
龙行于野，大地草木皆春。
可见，贺龙在澧属各县受民拥戴之一斑。
人的思想是个怪物。你看它并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是在微妙地转动，一旦遇到某种外部条件的催化，便会发生明显的甚至突然的变化。
贺龙在全力治理澧州的时候，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湖南各地纷纷成立“雪耻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疾。四川讨贼，扣押日本“宜阳九”，早已名闻迭尔；1924年沉陵炸碑，更是有口皆碑。沉陵旧府坪衙门，有一块两米来高的“辰州教案”碑。贺龙返湘北伐，驻扎流陵，看到了这块石碑。他问秘书长侯宗治和警卫营长贺桂如，这块碑是怎么回壮。候宗治告诉他，这是1902年立的。所谓“辰州教案”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美国传教土唆使一个姓肖的坏女人制造了一场流行病，群众病死千余。当老百姓弄清缘由之后，便捉住肖姓女人，冲进教堂，兴师问罪。在群情激愤之时打死了两个传教土。事情发生后，摄于英帝国政府的压力，除将辰州官吏一律革职查办外，还吊打了三百余人，并将其中十人相在一起用火炮轰死。英帝国主义就此向清政府勒索了白银8万余两，还强迫当局刻了这块大碑。这块碑，一面刻着英帝国政府给清政府的“抗议书”，另一面刻着清政府惩办辰卅官吏的“上谕”。
贺龙听了，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勃然大怒，骂道：“他娘的，这太可恶了！太丢人了！打死了两个洋人，赔了八、九万两银子，杀了那么多老百姓，还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地写上，立他妈的那么大块石碑，把中国人的脸给丢光了，简直太可恶了，太欺侮人了！”他当场下令：“你们给我把它炸掉！”在贺龙眼里，怎能容得下如此的奇耻大辱！
当晚，贺桂如就把这块20余年来一直污辱着中国人民的石碑炸了个粉碎，人心大快。
上海的“五卅”惨案成了一副催化剂，贺龙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升华。他对待这一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便是最好的证明。
赵恒惕的湖南当局对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采取了摧残与镇压的政策。湖南各地均照此办理。唯有贺龙，公开支待这一运动。他发出电报，邀请长沙一雪耻会”代表来澧州演讲，鼓励澧州人民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通电声援上海的工人、学生，捐巨款资助。长沙《大公报》报导说：“澧州镇守使贺云卿氏，以此次‘五卅’惨案，举国忠愤，……沪上罢工人数已达数十万，自应设法援助，悼克坚持到底。爱于昨日（7月5日）致电驻省办事处严仁珊秘书长，就近由长沙中国银行汇寄捐助三千元，以资救济，并另电上海‘五卅’惨案失业工人募捐处查照。”长沙“雪耻会”代表来到澧州，贺龙指定有关方面召开欢迎会。
在贺龙影响下，第一师的官兵大都积极支持这一运动。二旅旅长贺敦武给上海、长沙两地工人、学生和“雪耻会”发出电报，慷慨陈词：“沪上外人杀我学生、工人，骇闻之余，不胜发指。敦武远从戎行，不克躬归吊唁，无任惭愧。探望诸君猛力奋斗，件达到圆满解决而且。敦武乃一介武夫，夙闻匹夫有责之义，愿率数干健儿，誓为后盾。谨此电闻。湖南道州镇守使辖步兵第二旅旅长贺教武率全旅官兵简叩。”这样一种支持反帝爱国运动的鲜明态度，在当时的军队中是很少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常德声援“五卅”惨案的爱国运动也很激烈。学生、工人打着“国存家存，国亡家亡”的标语，喊着“同胞急起，抗英抗日”的口号进行了大游行，遭到当局的殴打，数十人受伤，其中就有桑植籍同学。贺龙闻讯。；赶到常德，在武陵花园酒家请桑植籍来常德读书的学生代表五十余人吃饭。
贺龙在聚餐会上说：“我听老家人说，你们当中有人竟敢赶跑了在常德行上动手打农民的外国人，这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