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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命令，为了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贺龙指挥红二军团出现在长江以南，夺南县、占华容、下津市，最后在澧州碰上了钉子，旷日持久，攻而不下。
湖南省主席何键急令其新十一师，独立一旅和湖南警备第一军前往津、法解围。强敌来援，怎么办？贺龙硬着头皮向邓中夏建议说：
“何键调兵来了。我们攻不下澧州，撤了算了。干脆连津市也丢下，集中力量攻下石门，去搞一个临时的后方。这样，我们才有吃有喝，可以继续进攻。”
邓中夏也感到了目前形势的严峻，只好同意贺龙建议，撤离津、澧，转而攻占石门县，准备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
但是，何键并不罢休，命令新十一师各部进攻石门，不给红军喘息之机。贺龙同邓中夏商量说，这次不打是不行了。我们分个工：你带一个师守石门，我领主力前去迎敌，把他们赶走。邓中夏表示同意。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主力击溃了新十一师，歼灭独一旅一部，乘势攻占了临浪县城。
在临澧，贺龙叫卢冬生去收集国民党的报纸。
卢冬生不解，问道：“胡子，你要报纸做什么？”
贺龙说：“我们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全国政局怎样？湖南的敌人有什么动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看看报纸也许能捉摸出点什么来。”
卢冬生从临道邮局给贺龙弄来了一大难报纸，大都是汉口出版的。贺龙仔细地阅读起来。说也凑巧，他真的从报纸上获得了重要的信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已告结束，蒋军大批军队正在南调；还得知，红一、三军团根本没有再攻长沙。他想，那么，要我们配合红一、三军团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要红二军团渡江南征，也失去了依据，再说，蒋、冯、阎大战结束，蒋军南调，必然会给湘鄂西根据地带来严重困难。我们这里，虽然灯链暂时停止了进攻，但并不会放弃消灭红军的企图，可能正在调兵遣将。我们必须马上改变行动方针，不然将会陷入更大的被动。于是，他下令回师石门，找邓中夏去。
邓中夏见贺龙率师返回，极为恼火。他质问贺龙说：
“没有我的命令，你为什么把队伍撤了回来？”
“中夏，你看看这个。”贺龙把一叠报纸递到邓中夏面前。报纸上不少地方都用铅笔划了出来。他说：“一、三军团不打长沙了，我们配合谁？敌人已经大批南调，常德、桃源我们也不能去打了，再过流水也不行了。我看，还是马上返回洪湖。”
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翻了翻报纸，看了看贺龙划出来的地方，对邓中夏说：
“政委，逸群、万涛不是写信给你，认为红二军团不宜久离根据地孤军南征吗？他们不是要求我们迅速返回洪湖吗？我看这个意见是对的。你应当考虑考虑。”
邓中夏看见段德昌支持贺龙，十分不悦。他说：“夺取常德是既定方针，任务完不成就走，哪有这个道理？云卿，你怎么可以随便撤回来呢？你不愿意执行中央的路线？我认为必须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津市、澄州，夺取常德。一、三军团打不打长沙，那是他们的事。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不允许动摇。”
尽管贺龙的意见得到了段德昌、许光达等人的支持，但是，政治委员“不执行中央路线”的大帽子压下来，贺龙有口难辩了，只得率部重新去攻打津市、澧州，可是，他心里实在不痛快，不知道他哪一点有错。
此时，敌人已经大量增兵，骨头更加难啃了。红六军经过苦战，虽然占领了津市，但是伤亡巨大，连红六军参谋长刘仁载也为之献身了；红二军围攻浪州，依然打不进去。看到这些情况，贺龙心里真不是滋味。自己是总指挥，却要指挥部队去打这税大。该打的仗，这样的总指挥有什么用？
但是，敌人却并不就此了事。湖南当局命令李觉的第十九师和陈渠珍的湖南警备第一军，分两路对红二军团发起了进攻。一路夺取了石门，一路从临法向澧州逐步推进，情况危急，邓中夏不得不同意将部队撤到松滋县的杨林寺、街河市一带。
这时，敌人正对洪湖根据地实行大规模“围剿”。监利、潜江、华容均已被敌人占领。周逸群、万涛再次给邓中复写信，要求红二军团迅速返回洪湖，迎击敌军，保卫根据地。
贺龙乘机向邓中夏建议说：“中夏，还是回洪湖去吧，丢掉了根据地，我们就没有依托了。”
邓中夏说：“老贺，洪湖那儿河流湖泊太多，部队行动很不方便，恐怕很难打败敌人的进攻。”
贺龙说：“别看那哪水多，但是个老根据地，老苏区，群众基础好。我们回去是可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
段德昌在打津市时负了伤，心里很不痛快，就说：“怎么不能打败敌人？有那么好的群众支持。不会象在这里，脱离根据地，孤军深入，兵家之忌。”
邓中夏不满地说：“别说了，现在不能回去。”’
几天以后，邓中夏决定，段德昌负了伤，可以回洪湖去，到那里担任湘鄂西联县政府赤卫总队总队长。
政治委员一言九鼎，谁反对也没有用。贺龙拿起烟袋，走出屋去。段德昌满脸不高兴，跟出来对贺龙说：
“胡子，这不是撤我的职吗？我有什么错呀？”
“你不是不同意他的意见嘛！”贺龙抽了几口烟说：“其实，回洪湖去也好。”
看来，贺龙此时的心情相当复杂。
过了一天，邓中夏邀贺龙去看地形。他对贺龙说，他决定以松滋刘家场为中心，选择阵地与敌人决战，让红六军去进攻松滋。我们要在这里创建第二个中央苏区。
贺龙说：“你这个仗不能打，要打，去打公安，这还可以解除军团侧后的威胁，进洪湖也有了门。”
邓中夏点头说：“打公安也可以。你马上调红二军去打。”
贺龙又说：“中夏，你要在这里找阵地？找什么阵地？就因为这里有山？队伍现在没吃没喝也不行啊！决战？我不同意，这个仗不能打，让一个军在这里打？怎么行？要打也得集中两个军的兵力呀！”对于建立“第二个中央苏区”，贺龙更是强烈反对，他说：“搞新苏区可以，但‘中央’二字要除去。创造、发展苏区，我坚决干，但不能提‘中央，二字与中央苏区并立，这是不可以的。”
邓中夏听了摇摇头，否决了贺龙的意见。
贺龙后来回忆与邓中夏的这次争论说：“我那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理论，”只知道已经有了一个中央苏区，怎么能再搞一个中央苏区？头只能有一个。当年，我在津市的时候，能克武拉我去广东，他说要组织新政府，我就不赞成。这次不赞成中夏提出的口号，也就是这个原因。！
正确意见被否决了，亏也就吃大了。
不久，敌人大兵压境，一部分突入街河市，一部分接近杨林寺，对红军形成了分割包围的态势，红六军仓促应战，两个团被敌人隔断，与主力失去联系，红二军奉命去打公安，不在身边。军团指挥部只得向刘家场转移，下令各部迅速撤退。红二军得悉军团危急，迅速驰援，但已无法挽救败局。
贺龙后来回忆说：“那一仗我军因队伍分散，打了个稀巴烂。十六师打烂了，十七师被敌人割断了。后来还是总指挥部的手枪大队挡了一下，才撤出来。”我再问邓中夏，他不做声了。我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你瞎打！”
身为总指挥，却当不了家，只能听邓中夏的，这样的总指挥怎么当？有时，还要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31年初，红二军团遇到了十分贫困的湘鄂边的长阳、五峰地区的枝拓坪。红二军团因为脱离根据地、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又得不到补充。这一带地脊民贫，部队供应无着，衣服单薄破烂，给养困难，红二军团一下子锐减到了万把人，处境十分艰难。邓中夏要贺龙带领二军去打渔阳关。渔阳关在汉阳河边，驻有川军两个多团。他们凭险固守，火力又强。极度疲惫，消耗很大，几天来一直吃不饱饭的红军，哪里能打得下来？贺龙也没有这个本事。邓中夏却冲着贺龙大发脾气，指责说：“你不打渔阳关，因为二军是你的。”
贺龙变色道：“二军是党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你去问问战士们，他们吃饭了没有？没有饭吃，怎么去打仗？”
邓中夏是知道这一情况的。他也不敢去问忍饥挨饿的战士，只好不再说下去了。
停了一会，贺龙的气消了一些，便向邓中夏建议说：“我看，还是先去搞粮食，整顿部队。有了吃的，部队搞得有土气了，再考虑打仗不迟嘛！”
邓中夏马上说；“给你一个班，你亲自出马筹粮筹款。”
这分明是在刁难贺龙。你不是说搞粮食吗？那你去，只给你一个班，看你怎么办？
那知，贺龙二话没说，带着一个班出发了。有人奇怪地说：“总指挥怎么啦？这个亏也吃？”
贺龙带着这个班，走到一个小镇上。有人在背后喊他：“总指挥！总指挥！”
回头一看，是一个商人，赶着一大群骡马，看样子有一、二百匹，驮着棉花、布匹、棉鞋什么的，好象要到什么地方击贩运。
只见那人匆匆忙忙跑过来，向贺龙敬礼，说：“总指挥，不认得我了？我是叶光吉呀！”
“叶光吉，是你啊！”贺龙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说。
叶光吉是他在治州当镇守作时的老部下，后来离开军队当了商人。
叶光吉说：“总指挥，作梦也没料到在这里能碰到你。”
贺龙指着那些骡马开玩笑地说：“你叶光吉是福星喽。我正愁缺粮少衣，借点子给我啊！”
叶光吉竟十分慷慨，脱口就说：“好啊，这儿的东西都交给你了，总指挥，连我也交给你，当红军，你要不要？”
贺龙一愣，严肃地说：“叶光吉，你当真？”
“当真。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叶光吉说：“总指挥，你要不要我当红军？”
贺龙知道叶光吉有个抽鸦片的恶习，便说：“要。但有一个条件，你得戒掉吸大烟，行不行？”
“行！”叶光吉痛快地答应了，把骡马和货物全部交给了贺龙，又帮助贺龙搞来了一批粮食。
贺龙回到了枝拓坪。
一进军团部，有人便问：“总指挥，搞到粮食没有？”
贺龙一本正经地摇摇头，说；“政委只给我一个班嘛，怎么搞？”
邓中夏脸一红，非常不高兴。贺龙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