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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盘铭也说：“我从小被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能同意。”
夏曦把脸一板，满脸阴沉，站起来就走。会议没有结果。
党组织没有能解散，“肃反”却越搞越凶了。1933年3月，夏曦独自决定进行第三次大规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并准备杀害他。
段德昌，湖南南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毕业。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湖北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领导了公安暴动，与周逸群一起创立了红六军，是洪湖红色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逮捕段德昌，贺龙怎么能同意？
他找到夏爆，质问说：“你为什么抓段德昌？”
夏曦冷冷地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追问：“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说：“段德昌从前方带信来，要求带队伍回洪湖，这就是拖队逃跑叛变。”
贺龙拍案而起，说：“你毫无道理。德昌写信来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队伍去洪湖，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回军部来？”
夏曦理屈，不予回答，只是大声喊：“一定要杀！”
贺龙冲着夏曦大声说：“我坚决反对！德昌有大功，算什么改组派，绝对不能杀。”
夏曦也拍了桌子：“我决定了！”
他又动用了“最后决定权”，贺龙束手无策。他是个党员啊！他只能服从上级的决定，那怕是错的。这是组织原则呀！他恨自己无能为力，救不了段德昌，流下了眼泪。
领导这次“肃反”的，是一个操有生杀大权的“肃反委员会”，但是，他们却把贺龙这位分局委员、红三军军长排除在外。短短三个月中，被“肃反委员会”当作“改组派”诬杀的有：湘鄂边特委委员、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师政委宋盘铭，红七师师长叶光吉，政治委员盛联均等一大批红军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不仅如此，夏曦还是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强烈反对，在3月24日，个人决定解散了红三军中的党团组织。从此，红三军中就没有了共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红三军中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三名党员了。
眼看一大批从湘鄂边到湘鄂西共同战斗的战友，一个个被诬杀了，竟毫无办法，救不了他们，贺龙内心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这年5月，大姐贺英领导的游击队遭到敌人的袭击，大姐贺英、二姐贺戊妹英勇牺牲。他心如刀绞，恳求贺炳炎去收尸。他说：“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夏曦的．“肃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有多少人要被诬杀，这样下去，革命的前途太危险了。一直跟随贺龙的谭友林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贺龙的情绪十分恶劣。他说：“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谁能理解贺龙那时候的痛苦心情呢？
1961年4月20日，贺龙在向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人员谈到红三军的历史时，有人问他，如果贺老总当时与夏曦斗争再尖锐一些，再坚决一些，段德昌那样的领导人是不是能不被杀害？贺龙回答说：
“那时，我是个新党员，只懂得遵守党的纪律和服从组织决定。‘肃反’的中期和后期与夏曦确也有过多次尖锐的斗争，但最后总是认为按党的纪律只能服从他。起初，中央指示湘鄂西要进行‘肃反’，还批评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开展‘肃反’不力。当时，国民党强大，我们弱小，斗争残酷。中央说有反革命打进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是相信的。后来，夏曦不停地一批又一批地杀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从大革命时期就跟我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我才怀疑，才和夏曦有了分歧，进行斗争。夏曦说，我是军阀出身，我不怕，是不是他说我是军阀，我就变成军阀？我心里有数。只是怕弄不懂党的政策，搞错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按中共中央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中央代表、中央分局书记更有最后决定权，那怕所有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各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从来争不赢。对基层人员只好不征得他的同意，就下令释放，夏曦皱着眉头不吭声，人也就算放了。这类情况我干了许多次。保大的，保不下来，只好服从。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向关向应政委建议，让他代替夏曦当中央分局书记，关向应严肃地批评了我。我那时政治水平不高，一些事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搞垮自己？心里很苦。”
你看，处在“左”倾路线的夹缝中，贺龙有多么痛苦！他的心确实在流血。
夏曦对于贺龙也并非不想有所行动，只是由于贺龙的特殊身分，他有顾忌罢了。夏曦从洪湖突围跑到贺龙那里以后，有一次，在一个叫王店的地方，别有所图地对贺龙说：
“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师长、军长等大官，‘改组派’就是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看，老贺，你需要写个申明书，好有个交待。’”
贺龙一拍桌子，吼道：“你也给我写申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你记得吗？你向我要了十万块钱。我请你吃了顿饭，为你开了旅馆，还送给你五万块钱。虽然没有收条，但这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同志，你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
两人拍案相视，剑拔夸张。关向应赶快出来，给他们调停。
后来，在绕道陕南向湘鄂边转移途中，夏曦又一次发难。他突然下令，收缴了贺龙、关向应两人的警卫人员的枪，逮捕了两名警卫员。
贺龙大怒，质问夏曦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不缴枪？我还有一支手枪，你要不要？”说着，把一支勃朗宁手枪“啪”地一声丢在桌子上。
夏曦有些害怕，放了他们两人的警卫员，把枪也发还了。
“肃反”是上面决定的，但是，湘鄂西的“肃反”杀的人实在太多了。许多经过考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都被杀害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夏曦作为湘鄂西地区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中央代表，当然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夏曦曾留学莫斯科，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党有过贡献的老党员，在执行王明路线上，为什么这样疯狂，这样残酷，各有各的说法，笔者在此不敢妄加断言，留待史学家们去探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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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看看中革军委发来的电报，他说：“接着打吧！军
委离得远，对这里情况没我们清楚。打了胜仗，换点子
批评也合算。”
黔东的十月，已经十分寒冷。贺龙穿着一件从国民党军那里缴来的军上衣，坐在一张方桌旁翻阅报纸。哺，方桌上的报纸真不少，厚厚一叠。关向应也拿了一张报纸走到门口，迎着嗖嗖的冷风，看出了神。
“小关，你看到什么喽？”贺龙诧异地问道。
“胡子，你看，这条消息说，肖克、王震的部队已经离开江西遂川，向西边来了。”关向应回答。
“喔？我看看。”贺龙走到门口，从关向应手上拿过报纸，仔细地看了起来。
这条消息很简单，是这样写的：“据悉，盘踞湘赣的匪首肖克、王震，经国军清剿，从遂川向西窜逃，进入湘南。现国军正围堵中。匪首任弼时随行……”
“还有个任弼时同志和他们在一起。”贺龙抬头问关向应说：“你认识这个任弼时吗？”
关向应说：“认识。我当共青团书记时，他是我的上级。现在地位很高，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他随六军团，可能是那里的中央代表。”
一听说“中央代表”，贺龙皱了皱眉头问道：“他乱杀人吗？”
关向应笑了。说：“胡子，中央代表也不是个个乱杀人。他是你们湖南老乡，湘阴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懂得很多，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贺龙没有再问什么，拍拍那张报纸，说：“这是张8月份的报纸。现在已经10月份了，假若六军团真的向西来了，那么，我估计，有可能是来同我们会合的。”
“不错，有这个可能，而且，从时间上计算，应该快到竣广’关向应同意贺龙的判断。
“我们何不向南走走，迎接他们？”贺龙提议说。
关向应点点头，说：“对，去迎接他们。”
红三军是1934年6月到达贵州东部的。
黔东是个贫穷落后的大山区，交通闭塞，地势险峻，封建势力也很强大。沿河、德江、印江、松桃等县及毗邻的四川酉阳、秀山地区，山高人稀，汉、苗、侗、土家族等杂居。这里的人民，长期受压迫剥削，三座大山压得他们端不过气来，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二十年代初叶，贺龙率建国军两次经过这里，对这里的情况颇为了解。红三军在濒临绝境之时，来到这里，完全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杀，很需要建立一块根据地，以休养生息。
贺龙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的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提议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我们红军应当有块根据地。”
这时的夏曦，由于处处碰壁，无计可施，不得不同意在这里创建黔东苏区。
红三军组成许多工作组，深入群众，开展建立根据地的工作。7月，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由贺龙等八十人组成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到9月份，黔东特区已拥有五个县，十万人口了。在创建黔东特区上，夏曦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尤其在发动群众方面，这是应当肯定的。实事求是嘛。
这年7月21日，一位中共中央的交通员，历尽艰辛，千里跋涉来到沿河县，送来了中共中央1934年5月6日写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
5月来信，根据中央1933年至1934年春了解到的情况，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中的错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来信说：“你们在‘肃反’中犯了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以肃反工作代替了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代替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极大的罪恶”“除了你们自己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将反革命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致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生活着（中），这种恐怖遂造成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信中还指出，武断地解散一切党组织，无理由地怀疑党团群众，是“拒绝了到处建立我们党的基础与繁殖我们党的工作”“这不但不能保证党的改造，而且破坏我们党的威信，使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