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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帽子。贺老总看着牺牲在草地上的战士，心里十分难过。他伤心地急促地叫我：‘吴仅，吴讨，骑传排长！’我赶紧挣扎着跑到他身边。他说：‘再给各师申述一下命令，在任何艰难困苦情况下，决不要丢掉一个伤员，活着的同志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抢救，这是阶级兄弟啊！”’
最严重的是粮食。从甘孜出发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措到七、八天的粮食，沿途荒无人烟，又无法补充粮食。开始每人每天分到三两青棵粉，后来就断了粮，只能杀牲口，挖野菜，啃羊骨，煮皮带来充饥。自然环境如此艰难，红军能否走出草地；贺龙作为总指挥责任重大。他把自己骑的马拿出来，专门驮伤病员；他组织大家挖野菜；为了防止中毒，亲自遍尝百草；见到小河，他就去钓鱼。他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抓来吃。不好吃也得吃，要革命就得吃。”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他下令将那匹一直跟随他征战的枣红马杀掉，把马肉分给战士们充饥，以维持生命。老马夫看见枣红马被杀，难过得掉了泪。贺龙安慰他说：“不要哭了。我不到十岁就放马，十来岁就出去赶马帮。人对马亲，马对人亲。我们爱马，马也爱我们。可是，我们和马都为革命。我们常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不惜牺性自己的生命，现在，为了革命，难道还舍不得一匹马？”
在草地里走了二十来天，终于看见了一座座村庄，一片片田地；看见了地里的牛羊，屋上的炊烟。他们战胜了死亡，走出了草地，到达岷山县的哈达铺。
8月9日，与总部一起行动的任弼时从救济寺给贺龙、肖克、关向应、甘汹淇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这次随朱、张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进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我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锺）、李（卓然）等同志谈话，大家对党的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我对陕北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已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现在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领导。”“我想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一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这将来到哈达辅时面谈决定。”
收到这封信，贺龙立即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赞成任弼时的意见。8月16日，他们致电任弼时说：“在救济寺留的信，我已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这次通信，明白地表达了贺龙、任弼时等坚持党内团结统一的立场。他们和张国焘的斗争，也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的斗争。
对于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贺龙极为愤慨。他认为，张国焘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把他领导的几万红军作为自己的资本呢？而且竟以此来反对中央、分裂中央，这同那些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啊！在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他自己也没有象张国焘这样打这种牌谋一己之私利。可是，共产党里却有人说他是“军阀”，他感到好笑。现在，一个共产党的老党员却真的成了用军队谋私利的军阀了。这真是一种大倒退，令人痛心啊！
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中共中央着手解决党内、军内的矛盾问题，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1937年3月下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揭露和批评。贺龙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的发言，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心情。他对张国焘说：
“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
他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令人深思，甚得与会人们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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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们要象孙猴子那样，到华北前线去，闹他个天
翻地覆。”贺龙如是说。真有点豪气冲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卢沟桥的枪声，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贺龙是带着某种个人被委屈的不快进入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的。
“西安事变”以后，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驻富平县庄里镇，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积极准备东进抗日。谁知，前总突然指示，要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据说，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战的思想准备的需要。然而，这次却有些奇怪，有点和往常党内斗争不一样。据关向应留下的笔记记载，6月23日，他在前总开会时，已决定召集红二军第四师党的特别小组会，反对十二团团长的军阀主义。从关向应的笔记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与政治委员关系不好，但上纲却很高：“实质是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党的斗争”。但是，经过批评斗争，这位团长“基本上还未能了解自己的错误”，于是，斗争转向了师长卢冬生，指责他“对政治制度的反对倾向”“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对上关系对下团结均如此”，是“四师工作的主要阻碍”，同时也肯定他“对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里的“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含有不少潜台词。卢冬生，一个老共产党员，1925年在上海随贺龙来到湘鄂西之后，一直是贺龙的部下。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同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贺龙是极其敏感的。他意识到所谓反对军阀主义虽然目前的斗争对象是团长、师长，然而，其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因此，在特别小组会上，他主动发了言。关向应在其笔记中记载说：“在会议中，云卿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提出对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显然，这个发言是颇工心计的。他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了避免重犯土地革命中“肃反”时那种过火的行为。
但是，我们的党内斗争往往有一种顽症，在某个运动中，正确的、相反的意见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而且，只要上面不松口，温度只会愈来愈高。卢冬生不检讨，贺龙不检讨，事情便不会结束。
贺龙心里对此十分明白。虽然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矛头指向他的斗争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是从上面来的。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性很强的党员领导干部能公开反对吗？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中共中央已决定改编红军，出师抗日。这种无谓的斗争旷日持久，很难将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集中到抗日斗争上去，对大局是很不利的。他应当怎么办？作个检讨性的发言？好，委屈就委屈吧！
其实，关向应也在为此而苦恼。他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看来，关向应处在两难之中，有点无可奈何。
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也就是说，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了。看到这种情况，贺龙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了。他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发了言。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对于贺龙在会上的发言，关向应用了“极大发展”四个字，其含意不是很清楚的吗？
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卢冬生并不理解。他打电话向关向应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他不知道，这样一来，便把贺龙推到了斗争的前沿，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贺龙忍无可忍，不再退让了。据跟随他的警卫员说，他们在室外听到贺龙拍了桌子，他说，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为了这场无聊的斗争，大概关向应做了不少工作。
这样一来，这个反军阀主义进行不下去了。此时，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有许多事已推到了眼前，而且，中央又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于是，这个弄了一个来月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虽然，至今也未弄清这场半途夭折的反军阀主义斗争的“来龙”，但其后果却是很不好的。看一下当时担任团级干部的朱辉昭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发言，即可窥见一斑。朱辉照说：“我们过去对贺的认识有不正确的地方，未从历史上看出其伟大。庄里镇反军阀主义斗争，造成对贺的模糊认识。实际上，贺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群众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对干部也无什么偏差。这次在延安几次会，已彻底认识了。”
就在反军阀主义的“反兴”尚浓之时，贺龙带着一大难想不通又不便说的问题，出席了在云阳镇召开的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早在7月14日，中共中央一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就是要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发展；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意义与任务；3．改编中和改编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上，就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意义和态度进行了充分讨论。贺龙就此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
“我拥护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是不允许动摇观望的。我们红军自己抗战，也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他们这些大资产阶级、地主官僚军阀政客中的有些人，对抗日是动摇不定的。说不定，他们还会同日本人勾结。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对抗日的捣乱和破坏。依我看，国共两党总是达不成实质性协议，是因为，蒋委员长现在正处于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红军。我们就要象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贺龙的发言虽然通俗风趣，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蒋介石的心态，说透了蒋介石迟迟不愿与共产党达成红军改编协议的原委，而且，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抗日主张的拥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