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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匆匆忙忙中断了东北之行，赶到西安，做起他从未做过的事来。在西安，他这个军管会主任主要抓了这样几件大事：
第一件，接管工作。他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对国家银行和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留下的企业，先接后管；对铁路、公路等交通部门，先管起来恢复生产，然后接收；对国民党政府在西安的党政机构，接下来便打碎。贺龙提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字上。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接管工作的效率，短短一个月内，军管会便顺利地接管了西安市国民党旧政权的二百四十个机关、工厂和企事业单位，人员达二万五千六百七十五人，并使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
第二件，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贺龙发动群众、加强治安、很快捕获了一大批特务、土匪；他采取不同政策，处理了游荡在西安的大批散兵游勇和从河南跑来的十万难民及失业人员，从而使西安市的社会秩序渐趋好转。
第三件，稳定金融，平抑物价。根据西安市解放后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他采取的主要办法是打击银元贩子的投机活动、维护人民币的正常流通。经过三个月的工作，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上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正在贺龙忙于肃清匪特、稳定金融时，连续接到毛泽东的两份电报。5月23日的电报说；“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贵州、西康三省。”7月16日的电报说：“刘邓五十五万人，除陈赓所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毛泽东让贺龙带兵进川，对于我们这位惯于征战的元帅当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此时，他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他急如星火，在繁忙的接管西安工作中，抽出时间去找彭德怀、习仲勋，要从西安地区抽出一批军队和地方干部为入川作准备。
彭德怀说：“我同意呀，贺总。你是西北局第二书记，有权去办理嘛！”
于是，贺龙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地方干部一千五百二十八人，军队干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集中在山西临汾，组织集训，准备南下。
他又通过李井泉，从晋绥分局、晋绥军区抽调了一些干部，组成调查小组，化装成商人、百姓，潜入川北，调查那里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心中有数。
这位元帅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有任务，雷厉风行，积极性之高，令人钦佩。
开国大典以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这就是说，毛泽东让他掌管西南地区的兵权。
今天的中央军委会议，就是要讨论进军西南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包括要确定贺龙带哪些部队入川。现在，他的手上没有一兵一卒。
毛泽东确定的进军西南，是“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具体的部署是：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刘、邓大军以大迂回动作，取道湘西、鄂西直出贵州，挺进叙府（现宜宾）、沪州、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清敌通往云南的道路。贺龙的任务是，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切断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后，迅速占领成都地区，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毛泽东问贺龙说：“贺老总，你看，你带哪支部队入川？”
带哪支部队入川？这真是个问题。作为指挥员当然希望带一支自己熟悉的部队，但是，他带领的那些老部队，经过三年解放战争，都已成了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还要进军新疆，怎么能从彭老总那儿抽出一个兵团呢？一野的兵力本来就不多，何况，他已经从西北抽调了不少干部了。想来想去，觉得带领目前正在秦岭和天水一线的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比较合适，一则，其所处位置，进川比较方便；二则，十八兵团司令员周上第，抗日战争时期是他的参谋长，曾长期一起共事，彼此比较了解，可以合作得很好。
他向毛泽东建议说：“主席，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
“很好嘛！”毛泽东表示同意。
后来，经过军委研究，确定第十八兵团、第七军、第十九军共十四个师，由贺龙率领从陕西入川。
有些长期跟随贺龙的人有点想法，他们悄悄问贺龙说：“老总，你为什么不带你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
“怎么，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领导的那些部队呢？”贺龙不满意地反问说：“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领导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象个共产党员了。”
听了这席话，人们除了敬佩和折服，还能说些什么呢？
关于由陕入川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叮嘱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沙州。重庆之后，你再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在此之前，你得把胡宗南拖在秦岭，不让他过早逃入四川。”
贺龙笑着说：“主席是要我发而不订，攻而不破，我看行啊！”
毛泽东哈哈大笑。他一向认为贺龙聪明过人，一点即破，果然如此。
开宪军委会议，贺龙又来到临汾，检查入川干部的集训情况。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李宗林、马识途。他们是来汇报四川情况，迎接大军入川的。贺龙很高兴。他可以当面向四川党组织的同志了解第一手材料了，马上会见了他们两人，询问关于四川的政治、社会情况。
关于这次会见，马识途后来回忆说：“我们被带到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里，看到一个大个子披着一件宽大的布军棉衣。他把我们很热情地让到屋子里去。”“‘你们从四川过来很不容易吧？古话说，蜀道难嘛！’我没有想到这位高级军事指挥员说起话来这么文雅，更没有想到他说的几乎是四川话，感到十分亲切。贺老总问了我们一些关干四川的情况，包括那些地方军阀的名字和活动，我们作了回答。”“他看出我们希望大军迅速南下，解放四川的急切心情，他知道这也是灾难深重的四川人民的期望。他说：‘快了，到你们成都过年去。”’
从临汾回到西安，已是11月份了。同他一起来西安的还有李井泉、张经武、王维舟，他们都是确定随贺龙入川的。过了几天，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兼副政委王新亭奉命由天水来到西安。他们在张学良将军扣押蒋介石的地方——西安市高桂滋公馆，进行了一系列入川的准备工作：以十八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了西南军区司令部；以原西北军区为基础组成西南军区后勤部、供给部和运输部；组成了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同时，为了在与中共中央西南局会合之前有一个统一的党的领导核心，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很快复电，同意这一建议，并确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这样，到11月中旬，贺龙已从组织上做好了入川的准备。
但是，入川部队中并非没有问题，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思想障碍问题。有相当一部分北方人不想进川。他们有的害怕不服川康水土；有的顾虑吃不到面食，又吃不惯大米，生活不习惯；有的怕同少数民族难于相处，无法工作，总之，思想问题不少。贺龙觉得，这是一只“拦路虎”，搞不好就会影响太川部队的斗志，必须予以解决。他把马识途请来，让他给干部们详细介绍四川的政治历史、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使干部们对四川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他让刚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向干部们作形势报告，引导干部从全局看问题。在这样一步步打开干部们思路的基础上，贺龙召开了南下动员大会，由他作深入一步的动员。
他在会上说：“毛大帅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的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很落后，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大家不要怕艰苦嘛L共产党从来就不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手’，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去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得下吗？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算是吃大米长大的吧！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吗？这个大米可比黑豆好吃，营养也不少啊！”“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你能参加，是很光荣的。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争取带上解放西南的纪念章！”
贺龙讲话，历来鼓动性很强。这次，他以朴实真挚的感情，打动了许多干部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谈起此事深有感触。他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大米吃不惯。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讲话，我确实为之动容，事情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他说的那些话我都记不住了，唯有他说‘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一直铭记至今。这句话很简单，却又是那样感人肺腑。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到四川来的，至今也不后悔。”
早在8月中旬，贺龙在西安拍电报给周上第，命令他发起秦岭战役，目的在于迷惑敌人，实现毛泽东“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山区”的部署。贺龙告诉周士第，秦岭战役仅为佯攻，以造成欲经川陕公路入川的态势，引诱胡宗南上当，在这一带摆开战场。你们的任务就是“攻而不破”。
8月29日，十八兵团发动秦岭攻势，以六十军全部、六十一军两个师向防守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的胡宗南集团第二十八军发起攻击。这一着果然有效。胡宗南及其高级幕僚认为，共军必定采用三国时邓艾伐蜀之策，度阴平，出等口，直取成都的战略，决不会舍近而求远，经两湖远道进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