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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海边的悲壮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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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历史上南北对峙时，人们对东晋、南朝以及南宋的实力往往估计过高，对其君臣的“苟且偷安”大加贬抑。南宋等偏安王朝君臣醉生梦死、苟且偷生固然应该否定，宋高宗为了“恋位”而不愿“还我两宫”尤值批判，作为历史上南渡诸王朝中惟一还不是完全不愿收复失土、扩大权力的王朝，南宋有屡屡北伐之举。不过当时北方异族的势力正方兴未艾，一时难以阻挡。正如中外一定历史时期内，野蛮民族常会战胜文明民族，要待前者被后者所同化，文明民族才得重新大显身手。
宋端宗，名赵。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逼临安时，他由驸马都尉杨镇等护卫，出逃福建。欲对宋室斩草除根的伯颜派兵追赶，未果而还。3月，赵等人到达福州，得知临安沦陷，恭帝被掳往北方。5月，陆秀夫、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拥立他为帝，改年号为“景炎”。端宗在位时，年仅8岁，朝臣陆秀夫等坚持抗元，力图恢复宋朝，但在元军的紧紧追击下，他只得由大将张世杰护卫着登船入海，东逃西避，疲于奔命。左丞相陈宜中对大局绝望，远走占城（今越南境内）。景炎三年（1278年）3月，端宗为躲避元将刘深的追逐，上船避入广州湾，一天夜间，坐船不慎被颠覆，端宗落入海中，后被左右救起，已经喝了一肚子的水，而且就此起病，吓得好几天都讲不出话来。因元军追兵逼近，他又不得不浮海逃往冈州（今广东省雷州湾），经此颠簸，又惊病交加，于4月病死。
帝昺，名赵昺。与此同时，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被元军统帅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所俘，其统领的督军府从此瓦解。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元将张弘范率水陆两路元军直趋崖山。崖山背山面海，地势险要，张世杰下令焚烧岛上行宫军屋，人马全部登船，然后依山面海，将1千多条战船排成长蛇阵，用绳束连接在一起，船的四周筑起城楼，船上涂上一层厚厚的湿泥，缚上一根根长木。将帝昺的座船安置在中间，诏示将士与舰船共存亡。张弘范见宋军战船集结，行动不便，就先用小船装满柴草，浇上油，点火后乘风攻击宋水军。宋军船上的湿泥阻止了火势蔓延，长木又顶住了火船，使元军的火攻归于失败。张弘范又阻断了宋军的水源，封锁了海口。宋兵饥渴交加，处境日益困难。张弘范派人劝降，被张世杰拒绝。
2月6日，双方进行了最后的决战，张弘范分兵四路，发动猛攻。宋军正在拼命抵抗时，忽听得张弘范所在的指挥船上奏起了音乐。宋军以为这是元军将领在举行宴会，战斗就松懈了一下。不料此乐声是元军总攻的讯号，张弘范的指挥船直扑而来，箭如暴雨。元军在乱箭掩护下，夺走了宋军的七艘战船。各路元军又一齐猛扑过来，从中午到傍晚，海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忽然，张世杰见到一条宋船降下了旗帜，停止了抵抗，其他战船也降下旗帜，知道大势已去，急忙一面将精兵集中到中军，一面派出一只小船和十多名士兵去接帝昺前来，准备突围。
帝昺这时正由左丞相陆秀夫守护着，待在一艘大船上。小船来接帝昺，陆秀夫不知这是真是假，又担心帝昺如突围不成而被元军截获，坚决拒绝。他知道君臣都难以脱身了，就连忙跨上自己的座船，仗剑驱使自己的妻子投海自尽。然后，换上朝服，回到大船礼拜帝昺，哭着说：“陛下，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理应为国殉身。德祐皇帝（恭帝）当年被掳北上，已经使国家遭受了极大的耻辱，今日陛下万万不能再重蹈覆辙了！”帝昺则给吓得哭作一团。陆秀夫说完，将黄金国玺系在腰间，背起九岁的帝昺奋身跃入大海，以身殉国。顷刻间君臣二人就沉没得无影无踪。其他船上的大臣，宫眷，将士听到这个噩耗，顿时哭声震天，几万人纷纷投海殉国。
张世杰率领水军余部突围出来到海陵山脚下，不久，有人带来了陆秀夫背负帝昺共同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此时，飓风再来，部下劝他上岸暂避。张世杰俯视着在风浪中飘摇的宋军残船，拒绝暂避。绝望地回答：“无济于事了，还是与诸君共甘苦吧。”又说道：“我为赵氏，也算竭力了，一君身亡，复立一君，如今又亡，我在崖山没有殉身，是望元军退后，再立新君，然而，国事发展到如此地步，难道这是天意？”说完坠身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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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则在大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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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正如李亚平先生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里说的那样，赵匡胤一直有“卧榻”情结，宋朝军事上的孱弱源于赵匡胤种下的祸根。他所设计的军事制度的核心就是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说到底，是防止黄袍加身发生在他的武将身上。宋朝的军事制度非常错综复杂，总的来说，武将没有调兵权，也不能带兵，只能在发生战事时临时统领，并且结束后要立刻交出兵权。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武将全部假设成会窃国的盗贼，所以，整个宋朝，最高军事权力几乎没有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过，即便是打仗，武将也必须是在文官的管理下才能开展。
宋帝国军队控制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冗兵。宋太祖时，全国有禁军20万，真宗时增到44万，仁宗对西夏用兵，禁军激增到80万，后来《水浒传》中称林冲为“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这样来的。加上服杂役的厢军，总人数已达140万。当年北宋总人口只有2200万，国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军队，宋朝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80％。
钱穆认为，宋代冗兵的根源在于其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一个士兵募了来，轻易不脱行伍，直养到六十岁，还在军队里，其间只有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十年可用。三十岁到六十岁这三十年，他已老了。而且在军伍十年，精神也疲了。这样的军队，有名无实，于是只有再招新的。因此军队愈养愈多，纪律又不好。队伍多了，虽不易捍御外侮，却很能引起内乱。宋人最怕唐末五代以来的骄兵悍卒，但宋代依然是兵骄卒悍。国家不能不给他们待遇，而且须时时加优，否则就要叛变。政府无奈何，刻意崇奖文人，把文官地位提高，武官地位抑低。节度使闲来没事做，困住在京城，每年冬天送几百斤薪炭，如是种种，把他们养着就算。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
整个宋代，都是不得不用兵，而又看不起兵，如何叫武人立功？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
◆宋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9′
宋代自开国起就尚文轻武，大小官吏多用文人，有时连军事将领也是文人担任。宋太祖临死有遗嘱告诉后人说：你们子孙相传，绝对不能杀一个读书人。他们牢守此家训，都尊重文臣士大夫。直到南宋，还是守着不杀士大夫的遗训。
科举制度把政权开始向平民开放，尽管这种开放是有限制的、不彻底的，却总算是进了一步。但是宋人把这个传统破坏了。宋代的读书人，只要科举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职，不必再经吏部考试。这其实是不对的。会读书的人不一定会做事，而国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么能只看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要历练？何况所谓考试，原本指的是考绩和试用。现在士人“榜下即仕”，无绩可考，不试而用，就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再说此门一开，天下士人蜂拥而来，朝廷哪里招架得住？用钱穆先生的话说，读书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积在“心脏”周围，这个国家还有不得冠心病的？
所以宋帝国出现了冗官现象：表现之一，官僚机构重叠，官职混乱，出现过一官三人共之的现象。表现之二，科举取士越来越多。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表现之三，“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
◆宋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宋帝国是历史上公认的富裕之国，黄仁宇甚至惊呼：“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宋代鼓励商业，使得财富积聚甚丰。但是，宋帝国又是公认的弱国，原因之一就是冗费。
军队和官员数量激增，费用大量增加，同时，在对西夏和辽的战争中，宋代统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银和布匹，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冗费的局面。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冗官冗费》云：“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
为了应对冗费问题，汪圣铎在《两宋财政史》中揭示，北宋“用尽前朝敛财之术”，在基本保留唐末五代重额赋税之外，赋税政策上呈现竭泽而渔的倾向。北宋衰亡时期，因地方财计困窘而造成横征暴敛；南宋“中兴”时期，财政上表面的、暂时的好转，实际上紧张状况持续与危机潜伏，地方财政困窘与人民赋税负担空前沉重；南宋后期，财政恶化和崩溃，楮币成灾，造成了“通货膨胀”。
◆宋帝国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8′
尽管宋朝并未出现意识问题造成的大冤案，但是出于单纯追求安定团结的局面的考虑，赵宋在不遗余力地推行僵化保守的政体的同时，也在科举制度上和文化导向上极力加大对文化思想界的控制，由此催生了宋儒理学这一儒家的衍生物。而宋儒理学这一改变了原始儒家宗旨的学说，虽然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开创性产物，却形成了半宗教化的模式，这一点恰恰被赵宋当局利用，成为对士人阶层进行精神控制的工具。从此可以看出来，宋朝“守内虚外”的政体和汉唐两朝“人本”的政体是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的。
“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开始僵化。欧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