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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和它南面的寻乌、安远两县,是我中央苏区的边沿地带, 三县毗 邻,与福建、广东相接壤,东是武夷山,南有九连山,山峦重叠,地势险要, 是江西的重要南边门户,也是我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 需要,加强中央苏区的边区工作,更有效地粉碎敌人的南面进攻,中央和江 西省委决定,将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联成一个整体,在会昌的筠门岭建立 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 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距会昌县城五十五公里,系会昌、寻乌、安远三 县的交界点,同时,它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 地。这里离红色首都瑞金仅一百公里之遥,实可称为守卫中央苏区的南大门。 932年7月,在窍门岭倒水湾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 三县区以上的党员干部共一百多人参加,中央代表罗迈(李维汉)出席会议。 会上,邓小平、罗屏汉等讲了话,正式成立了中共会昌中心县委,邓小平任 中心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筠门岭坝笃下。 8月,以会昌边防游击队为主体的地方武装,成立了江西省军区第三分 区,会昌县军事部长钟亚庆调任三分区指挥员,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兼 任三分区政委。三分区的任务,主要是配合主力部队,在东留、桂坑一带牵 制闽西敌人。 扩大红军,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各个革命根据地,都是一件十分重 要的工作。对于会昌中心县委,扩红同样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1932年,根据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精神,会昌、寻 乌、安远三县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对扩红工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布置,把 任务落实到各区。当时扩红的对象主要是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农民和工人;方 针是耐心进行政治动员,提高觉悟,反对强迫命令和欺骗、贿买;形式是干 部、党员带头报名,亲劝亲,邻劝邻,父母劝儿子,妻子劝丈夫,轰轰烈烈, 广泛宣传,在9月,还搞了一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觉悟提高,广大 青年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 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仅会昌一县就扩 大红军一千多名。 会昌中心县委,在扩大红军的同时,十分注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 会昌县还曾于1932年10月、11月连续召开两次党的代表会议。其时,会昌 发展到党员二千五百多名,乡党支部八十二个,区委十三个;寻乌县党员二 千多名,乡党支部四十五个,区委七个;安远县党员一千四百多名,乡党支 部十六个,区委五个。三县共计党员近六千多,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个,区 委二十五个。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党的工作活跃, 组织健全。 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由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多次 三县苏维埃主席和各部门负责人的会议。 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动员扩大红军,完成公债的推销任务, 彻底地分配土地,健全城乡代表会议,反对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并根据中 央人民政府颁布的选举条例,开始在一些地方进行正式的选举活动。会、寻、 安三县都是中央苏区的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所以苏维埃政权还加紧了肃 反工作和赤色戒严,实行坚壁清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1932年间正处于第四次反 “围剿”的战争时期,战火时刻威胁着苏区的 生产。敌人对苏区实行了经济封锁,给苏区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同时,原来的一些“左”的经济政策,阻碍了经济发展,使得许多商店关门, 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会昌中心县委的领导下,群众的热情很高,生产积极 性也空前高涨。1932年5月,会昌县委成立了县、区、乡的各级春耕生产委 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当年,全县的粮食即获得了好收成。会 昌中心县委还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在会昌等地还办了小型兵工厂, 中心县委为了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了“关税处”,取消苛捐杂税, 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了 “对外贸易局”,代表政府经营盐、布、药材、 烟、纸、粮食等重要物品的进出口,利用各种方式冲破敌人封锁,使物资源 源不断地进行交流。1932年还推销国家公债约十七万九千元。 会昌中心县委十分注意发展地方武装组织。当时在会、寻、安活动的红 军正规部队主要是红军独立三师,师长王云桥,政委李井泉,政治部主任罗 贵波,参谋长宋时轮,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为了更有力 地保卫苏维埃政权,会昌中心县委积极发展地方的武装组织,到了 1932年 11月,会昌共有赤卫军四千九百七十人,模范师二千五百二十九人,其主要 任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苏区,帮助红军运输和抬伤病员。除此以外还建立 了赤少队,进行赤色戒严和站岗放哨。在各县,还各有一个二、三百人的独 立团,各区还组织了游击队。 会昌中心县委注意发展各种组织。 932年7月,召开了会昌县第一次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大会,中心县 委书记邓小平出席并讲了话。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有团员一千二百一十 人。1932年9月,会昌县举办为期七天的县、区团的干部训练班,有四十多 人参加,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亲自为训练班学员作了报告。 932年下半年,会昌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同年 12月,召开了全县 工人代表大会,会后成立了手工业、店员、木船等行业的工会组织。 932年,会昌成立了妇女指导委员会,还举办了妇女训练班, 发动妇 女群众,慰劳红军,支援前线。 会昌中心县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到了1932年8月,三县共办起了七 十三所小学,百分之九十的儿童都入了学。各区县还设有俱乐部和剧社,演 出“送郎当红军”等深受群众欢迎的节目。 932年 11月,寻乌县城失守,根据这一情况,会昌中心县委在筠门岭 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军事部长联席会议。邓小 平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了新的军事行动和有关扩大地方武装问题。 会昌县的中心县委史稿上写道:“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 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 1932年秋, 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门坝举行的万人 ‘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 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 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 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主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 彬的两次愉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 赤色区域。” 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 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 他的那匹马,长征过雪山前死了,他的警卫员,也在长征之前换掉了。父亲
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 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 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 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 父亲是一个实干的人,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 他都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创造局面。在广西左、右江,在江西的瑞金和会 昌,他都是这样,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这种魄力和能 力,不断地因时日和经验而增加。在几十年后,当整个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 手中的时候,正是这种魄力和能力,加上那不同寻常的远见卓识,使得他能 够为整个的中国,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 从1932年到1933年,父亲在会昌这一区域的工作,不但彻底改变了会 昌这一红区边沿地带的面貌,而且在他的战友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原在会昌的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指挥员钟亚庆回忆道:“1932年9月, 我在福建东留同福建钟少奎部几百人打了一仗,在战斗中,我又负了伤。部 队由参谋长带,我被抬到桂坑。由于出血过多,连夜又抬到会昌的罗塘区。 第二天,又转到粤赣军区筠门岭收容所。邓小平同志 (其时任三分区政委) 接了战报,知道我受了重伤,亲自打电话询问。我不能起来接,收容所所长 罗天观接了电话说,小平同志再三叮嘱,要我第二天坐船到会昌去医治。我 叫罗所长回话说,由于我伤势重,一动就流血,暂时不能去,要等候几天。 那时,小平同志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我的伤情。我过意不去,在收容所住了 四天,人比较精神了,就搭了一条小船到会昌去。次日下午,邓小平、罗屏 汉同志就到医院看我。小平同志亲切地安慰我: ‘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 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拿给我五十 元,作营养费,我接了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小平同志工作繁忙,亲自来 看望我,经济很困难,还给了我这么多钱,不觉流下了眼泪。 “我在会昌医院一直住到1933年3月。一出医院,我就去会昌县委,见 到了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