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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已经不 可能了。 父亲并非文化中人，更非新闻报界人士，但是对于办报，特别是办革命
报刊，他并不陌生。遥想十年前在法国的巴黎，他就与周恩来等一起办过中 共和青年团旅法组织的刊物 《赤光》，还被美称为油印博士呢！ 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在法国的那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共 产党员，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红军干部。 这十年，是令人眼花绦乱的十年，多少事件，多少人物侧身而过；多少 体验，多少思绪长驻心头。这些经历和经验，特别是政治水平的提高和理论 水平的提高，使得他办起报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翻开红星报，你就会到处发现父亲的字迹。虽然是铅字排版，但常常会 有父亲手写体的标题。手写标题，显然是为了醒目内容和活跃版面。父亲那 时的笔体，相当隽秀有力。 父亲告诉过我们，他那时编红星报，手下只有几个人，很长时间只有两 个人，所以从选稿、编辑、印刷到各种新闻、文章的撰写，都要他自己亲力 亲为。那些手写的标题，是他写下后，由别的同志在木头上刻下字模，再印 到报纸上去的。父亲说，红星报许许多多没有署名的消息、新闻、报道乃至 许许多多重要的文章、社论，都出自他的笔下。我曾经把中央档案馆汇集的 红星报册拿给他看，请他辨认哪些文章是他写的，他一挥手，说：“多着呢！ 谁还分得清楚！” 的确是的，一个“主编”，两个手下，八开的报纸，每期至少四个版面， 平均五天就要出一期，工作量可不算小。 红星报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喉舌、上面登载了许多党中央、中央军 委的决议和命令，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 （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 罗荣桓、聂荣臻、陈云、陈毅、杨尚昆、贺昌、左权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上 面发表过文章和社论，其中最多的当属周恩来，因为那时他是军委的主要负 责人之一。 在红星报上发表的社论，署名的和不署名的各占一半，不署名的据我分 析大多为父亲所撰写。这些社论的题目有： 《猛烈扩大红军》、《与忽视政 治教育的倾向作无情的斗争》、 《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向着游击赤 卫军突击》、 《五一劳动节的工作》、《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彻底消灭开 小差与个别投敌的现象》、 《把游击战争提到政治的最高点》、《用我们的 铁拳消灭蒋介石主力争取反攻的全部胜利！》等等。 抛开数不清的各类文章、报道不算，仅就这些社论来说，可以说，比起 当年在法国时，父亲无论在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上来说，都大大 地跨上了一个台阶。撰写这些文章的这枝笔，政治思想成熟，充满战斗性， 法国时期的那些尚带幼稚之气，已一扫而光。 红星报除了报道各种消息、战况以外，还编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和生活常 识一类的内容，例如军事军械知识，卫生防病知识，甚至还有趣味问答和谜 语，从这些不显眼的小的内容，可以看出，父亲在编辑这份报纸时，真是把 全身心的力量都使上去了，他是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十分认真地，全心全 意地做好这份工作。 有的老前辈告诉我，你的爸爸总是很乐观，能上能下。 我想，只要看看这些红星报，你就会明白了，像他们这样的共产党员， 的确是忘我的，是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 指挥干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个人算得了
什么！” 现在听起来，有人会认为这可真是一句老话，一句套话了。但仔细想想， 父亲他们那一代人，那二代的革命者，那一代的红军战士，真的就是这样的。 在当时，面对艰难困苦而未丧志的，又岂止是父亲一个人？千千万万的 革命战士，都是这样顽强而又乐观地战斗着和生活着的。 李维汉的一段回忆，可以使你更加详尽而又形象地了解这些革命战士。 “中央苏区的生活是很艰苦的，现在年轻人不大清楚。当时中央苏区提 出的口号是： ‘一切为了前线’。其实，前线战士的生活也不好，只比后方 人员多给些盐，饭能吃饱，那时还下知道自己搞生产，粮食运到瑞金，是用 肩膀挑来的。因为粮食不够，后方人员每天只能吃两餐饭还吃下饱。吃饭前， 每人把分给自己的米放在蒲包内拿到厨房去蒸，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如果 当时不是分饭吃，那么，吃得快的就多吃了，吃得慢的就少吃了，在饭不够 吃的情况下，吃大锅饭是不行的。那时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每餐 的菜都很少，菜是没有油的，盛菜的容器是铁制的小盆，菜连盆底都盖不住。 每天上午十时到十二时，我们就饿得发慌。晚上也是如此。心中发慌，就在 床上躺一躺，休息一下又起来工作。……当年红军的生活与现在解放军相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当时盐运下进苏区，就自己熬硝盐。由于敌人封 锁，中央苏区不但吃饭困难，穿衣也困难。衣服是蓝色的，用白布染成，很 易掉色。不管到哪里，晚上都不脱衣服，和衣而睡，随时准备行军打仗。子 弹更困难，打仗要留弹壳，用旧弹壳再去装火药。那时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吁， 那样艰苦的条件，毫无怨言，一心为革命。老百姓分到革命胜利果实，得到 了利益，也积极拥护革命，我亲眼看到扩大红军的情景，参加红军的，大多 数是基干民兵。到处出现父母送子、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盛况。参加红军的人， 背上还背着布单于和草鞋。那时党和红军与群众关系十分密切，在群众中威 信很高。”① 是的，那时的生活是难以想像的艰苦的，那时的对敌斗争是无以言状的 残酷的，如果不是有着军为民，民拥军，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优秀作风和 传统，那么红军早就会被强敌打垮了。如果不是由于拥有这么一批无比英勇、 无比坚定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忠诚干人民，忠诚于革命， 忠诚于党的事业，那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① 李维汉 《回忆与研究》（上），第341—342 页。
红七军在崇义的活动 黄志勇 931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七军来到崇义山区，帮助地方恢复 党的组织，培养干部，发展武装。 红七军来到崇义后，崇义党组织开始恢复，中共崇义县委在金坑公开成 立，周大侃 （又名周梦）任县委书记（不久调河西去工作了），县委委员有 邝才钦等7人。县委办公地点经常流动，没有固红七军政治部还在崇义长潭 圩专为崇义、上犹两县地方党举办了一期 “地方党团训练班”，参加学习的 23人，大部分是党团员，也有一些进步青年。我也参加了学习。训练班一共 学习了两个礼拜。红七军派了好几个干部到训练班讲课，许卓担任训练班的 主任，主持训练班的工作。记得邓小平同志还给我们讲过课，主要讲土地革 命的方针政策，共产主义ABC等内容。我们在训练班除上政治课外、还进行 军事训练。训练时，按部队的要求进行。不久，驻赣州的国民党军马昆旅向 崇义苏区发起进攻，企图围攻红七军。红七军随即离开崇义，途经上犹营前， 向湘赣根据地的中心转移，训练班的学员随部队到营前时，学员们迫切要求 参加红七军。但红七军政治部要学员们回到地方开展活动，进行土地革命。 同时，红七军还留下林村等一批干部帮助地方工作。后来，上崇苏区地方部 队中的骨干力量都是红七军留下的干部，他们对崇义土地革命起了很大的作 用。当时，我回列过埠。几天后，周泰侃书记派我到上堡进行革命活动，提 任上堡暴动队的政治委员兼特支书记。 记得红七军到崇义时，崇义有一支小游击队，它是长潭、茶滩暴动失败 后，剩下的4支枪，12个人。他们在崇犹边境的磨刀坑一带打游击。后来， 游击队袭击过埠守望队，缴获30多支枪，并当场击毙了守望队长何少涛。接 着，游击队开至上犹，攻打上犹县城又取得胜利。经过屡次战斗，游击队员 日益增加，武装力量不断增强。红七军到崇义后，将这支游击队编为红色警 卫营，周泰侃任营长兼政治委员，古达培为副营长。部队还打过三十五军独 立营的番号，在崇犹边境开展游击活动，打过不少胜仗。参加这支地方武装 的青年越来越多，队伍一天比一天壮大，红色警卫营又改编为崇义独立团。 独立团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游击根据地。崇义的扬眉寺、文英， 汝城的集龙、桂东的沙田等都成了游击区域。 （选自《中央苏区风云录》，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地委党史工作 办公室1991年6月编）
邓小平在崇义 中共崇义县委党史办 930年 10月，中共中央命令工农红军第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执 行 “攻打柳州、桂林”计划。这一冒险行动，不仅丧失了正处发展中的右江 革命根据地，而且使红七军遭受严重损失。1931年1月2日，红七军全州前 委会议，取消了 “攻打柳州、桂林”冒险计划。决定立足北江，然后靠拢江 西。2月初，乳源梅花村血战失利，排除了立足北江的可能，于是决定北上 江西，汇合中央红军。2月5日到达乐昌与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被迫兵分 两路，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渡越武江，58团一部 （二连）及军直属队， 被敌强封江面，没能过江。于是，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 部绕过仁化县城，经长江、东岭、汝城的热水，11日抵达崇义县文英境内， 在崇义休整活动31天，击敌惩恶，传播革命火种，领导农民武装暴动，有力 促进了上崇苏区革命的发展。 邓小平拒坐担架，下关河痛击敌人 梅花村血战，长来渡分兵，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55团及58团大部 一路艰辛，2月12日中午时分来到了崇义具关囹境内。 冰天雪地，道路泥泞。迎面袭来的寒风挟杂着雨粒，部队艰难地行进着。 邓小平眼睛布满血丝，拄着竹杖，清瘦的脸上，颧骨突出。部队走过长长一 段河道后，来到了柯树岭。柯树岭，山高路险，荆棘丛生，一条乱石堆成的 羊肠小道盘绕山问，道下是峭壁深渊。邓小平几天来犯胃病。疼痛不已，还 没爬到半山腰，已是气喘嘘嘘。这时前面担架上躺着的警卫员小刘，说什么 也不肯再躺在担架上，要把自己的担架让给邓政委。小刘脚伤了筋骨，怎能 不躺上担架？邓小平走过去，看到小刘的脚肿得象水桶似的，很是心痛，亲 切而风趣地说： “看你的脚肿成这样，不坐担架怎行？这担架是抬你的，抬 我的担架还没有呢！来吧，躺上。”邓小平和战士们将小刘重新扶上担架， 小刘禁不住热泪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