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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但还是让我删去了”毛主席和”四个字，恢复过去提法，给他们了。后来，毛主席还多次说过，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缔造者也不只是我一个，还有许多人。
1970年7月31日，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他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林彪听了“讲用报告”的录音后，说什么“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8月4日，他们还把“讲用报告”的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吴法宪吹捧说这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周宇驰、王飞、陈励耘吹捧说，这是“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毛主席知道这些事后，非常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他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说，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
在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去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在安排毛主席要住的房屋上边正轰轰地炸石头，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事先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
我问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
我不解地问：“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
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飞机降落比较安全。”
我又问他：“你们在这里修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
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程世清想了一下回答：“命令是前天收到的。”
我又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修了大部分了，快修好了。
我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的”
程世清说：“那怎么办？”
我当时没答复他，也没有做声。我回到杭州，就把修机场的事向毛主席报告了。
毛主席问我：“谁下的命令呀？”
我说：“不知道。”
毛主席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
我打电话问周总理，周总理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
周总理说：“我问一下。”
周总理问了黄永胜。黄永胜答复周总理说，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因为当时有些老同志要去庐山开会，坐汽车不行，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总理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了中央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然后，周总理打电话告诉我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是点了一下头。
据吴法宪1971年10月21日交代说：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见到林彪时，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要写上设国家主席。7月，叶群又向吴法宪当面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很明显，这是示意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主席得知仍有些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吴法宪还交代：8月初，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里提议写上这一章。8月27日，叶群义私下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下午。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发生争吵。因为张春桥提出在宪法序言部分，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二个副词删去，吴法宪当场尖锐地提出：“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会议中间，吴法宪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会议上的情况，进行密商。小组会议散后，陈伯达又邀吴法宪到他家里，陈、吴密商后，黄永胜、吴法宪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8月13日晚和14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方面的语录。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陈伯达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作为依据。林彪布置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8月20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人带着他们准备好的材料上了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
8月25日，庐山开会期间，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和各组组长会议上，再次严肃地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主席还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
毛主席意识到林彪有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的野心。
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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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0年春天开始，林彪指使人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企图全面篡改党的历史，吹捧林彪，为其反党夺权制造舆论。
在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之机，妄图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野心。
（一）
1970年8月18日下午2时，我随毛主席乘专列从杭州出发去江西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19日到达九江市。我们在九江市下火车后，换乘汽车于当天下午上了庐山。
8月19日、20日、21日，毛主席在庐山看书和休息。
我从19日上庐山后，就投入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去了。
8月22日下午2时，在庐山三所毛主席的办公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出席了会议。我列席这次会议，并作记录。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和确定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有两项议程：一、讨论和修改将要在四届全国人大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二、讨论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在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建议增加一项内容，即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毛主席说：“除了讨论修改宪法、计划问题外，还应该加个形势问题。据我所知，大家有兴趣的问题是形势问题。”
康生说：“修改宪法问题搞了很久，宪法委员会也开过第—次会了。全国人民正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
毛主席说：“宪法修改草案可以发给大家看。但是大家有兴趣的还是形势问题。”
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表示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并提议由毛主席讲形势问题。
毛主席说：“我主持会议，由总理讲形势吧，修改宪法问题由康生讲。”
康生推辞说：“修改宪法问题也由总理一道讲吧。”
毛主席看了康生一眼，然后说：“那你们两个人去商量解决好了！”
周总理接着谈计划问题。他说：“自今年开了计划会议后，收效较快。五个月以来，全国有一定的生产效率，地方上的积极性大了。”
毛主席说：“原来这个下放（指中央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部分权力及财权、物权、投资权下放给地方。─作者注），讲是讲了。但是他们（指地方——作者注）没有摸到下放的底，交代不那么清楚，这次计划会议解决了。”
周总理接着说：“备省、市、自治区不仅仅是农业有了生气，有了发展；而且现在看起来工业形势也好。今年的计划完成的情况和原来预计的差不多，虽然‘文革’的头两年有一点下降。”周总理是说1970年全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上达到了“三五”计划的原定指标。
毛主席说：“解放以后，统一了全国，出了个南粮北调、北煤南运的问题。解放以前，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不晓得蒋介石统治的时候，煤要不要南运？粮呢，要不要北运？看来，要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南方找到很多煤矿，北方粮食也逐步自给了。”
周总理说：“人民生活确实是改善了。这种形势，主要是靠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传播了，生产和经验也就传播了。”
康生接着说：“哪里的毛主席思想深入了，哪里的工作、生产一定就好了。规律完全是这样的。”
毛主席听了摇摇手，表示不赞成这种说法。毛主席说：“看我们是依靠谁的问题了。有的人依靠专家治厂。工业这方面．我看要依靠专家、科学家，其至洋专家，除这之外，也还要依靠工人。”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工业上既要依靠专家，包括洋专家，也要依靠工人阶级。
林彪跟着说：“主要是调动全国亿万人民的积极性。”
陈伯达也随声附和说：“我到下边看了一下，形势很好。群众积极性很高，干劲也很大，连中学生都自办工厂。”
谈完经济问题，常委们又议论政治问题。
周总理提出说：“还有党代会的问题。”
康生说：“恐怕有些县、市。甚至有的省、市要开党代会。”
毛主席说：“党代会不仅要从下到上开。有的还要用从上到下的办法开。”
康生说：“这两个办法都可以用。”
周，总理分析说：“等到明年九大召开两周年的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开成党代表大会．我看基本上是可能的。”
毛主席问：“整党，各个地方不是早都开始了吗？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挂起来的较多。”
康生补充说：“我说‘挂故’多。”（1968年毛泽东主席就整党问题讲过要”吐故纳新”。“挂故”是指当时要“处理”的党员干部被“挂”（搁置）起来。——作者注）
毛主席说；“你们讲挂起来的多，我看吐得也不少了，还是要以教育为主。”
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认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
毛主席认为会议讨论得差不多了，就说：“今天把大会的议程定下来了。会就开到这里吧！”
8月22日晚8时，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周总理、陈伯达、康生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的安排的讨论意见。
周总理在传达中，还介绍了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些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比“文革”初期有所下降。这时。江青打断周总理的话，说农业生产没有下降。周总理说：我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