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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一委员：还有另一条说，大约1936开始，检举人就注意你。（你）那时是在哥伦比亚特区进行活动的所谓共产党“秘密小组”的成员。
贝利小姐：首先，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有一个所谓“秘密小组”。这种术语对我是陌生的。我可以发誓也可以满有信心表示，我当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是共产党党员。
委员会一委员：又有一个检举人说你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党员，因为他知道你过去七、八年都和一个人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有来往，这是向我们提供的材料的一部分。
波特先生：这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作为证据。
理查森主席：它是证据。
波特先生：虽然我们知道没有作用，但我们再一次提出要术：应该让这个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的流言蜚语是那里来的。
理查森主席：显然，这是无补于事的。如果这证词是真的，它就不是流言蜚语或是恶意的。我们把证词公开是有困难的。
波特先生：是在宣誓之下提出的吗？理查森主席：我想不是罢？
委员会一委员：提供在哥伦比亚特区共产党活动情报的人是一个担负重要职务的人。
贝利小姐：你知道么，就是这点使我担心：如果在这里宣判我有罪，提出这些控告的人就被认为是可靠的证人了；但他们并不可靠，因为这些控告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不管说的什么都不应该增加这些控告的可靠性。』
她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提出委员会的复审程序是对宪法规定的各项人权保证公然蔑视，理查森只好求助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废话，说什么政府任职是“不同于一般的特殊情况，不存在权利问题。”接着，他看了一下日程表，考虑下一批无头案，开始与他的同事商议对策。这就是在坚决反共分子主持下的法制。
在官僚政治的长期历史中很少有这次这样浪费时间和浪费纸张的。甚至在理查森的袋鼠法庭【这是美国口语指可以随意跳过正常法律程序而进行审讯的法庭。——译者】里，虽然被告处处被置于不利地位，但象贝利小姐那样定罪也是罕见的。在实行忠诚调查那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甄别了三百万以上的美国人，对一万人进行全面调查。对九千零七十七人提出初步控告，其中有二千九百六十一人由地方忠诚审查委员会传讯，有三百七十八人被解职。一个国会委员会要求理查森对他的裁决进行总结，他说：“纪录中一个案件也没有发现，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联邦调查局没有发现半点证据可以说明某一案件牵涉到间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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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写道——那是“共产主义的幽灵。”现在，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年以后，同样一个幽灵的影子又笼罩着美国全国。这很难讲得通；比如理查森就一直向国会议员夸口说：没有发现过间谍。那么说，间谍一定是被这些调查人员赶跑了。这种颠倒的逻辑并不只是运用于联邦雇员身上而已。到纽约参加科学会议的艾琳·居里【法国物理华家，名物理学家居理夫人的女儿，约里奥·居里的夫人（1897－1956年）。——译者】就被拘留在埃利斯岛【移民局检查站设在纽约港口该岛。——译者】过了一夜。有几个匿名电话报告说，她可能是敌特。《自由》杂志发表了一篇帕纳尔·托马斯写的《我们原子弹工厂里的赤色分子》，含沙射影地说，科学家们都可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分子，于是有一个时期，政府几乎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登载该文时，帕纳尔·托马斯是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他于1949年12月3日被判犯诈骗罪，被罚款一万元，锒铛入狱。】有些医生订阅美苏医学协会发行的在美国出版的专业杂志《苏联医学评论》，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裹起来邮寄。
参加国防生产的公司都紧张起来。有一家公司为了保管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花了三百万元买许多新保险箱。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持学术自由，真是左右为难。立法机关一个接着一个要求教师们进行忠诚宣誓，其中只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就有一万一千人。洛衫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把拒绝宣誓的教授解聘了一百五十七名。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则由学校董事会主席、教师协会主席和警察局长主持履行。在许多地方，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军官们还研究各校教材，看看有无鼓动颠覆活动的内容。
如果还有什么职业比之教育界还更难堪的话，那就是娱乐业了。在纽约，有三个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在美国电台艺术家联合会的坚决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击》的小册子，把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里有过名字的一百五十一名演员、导演和作家都列出来。这本小册子在各广播公司的经理中传开，要求他们把榜上有名的人解雇，并在雇用新人时，先将名字进行核对。接着这三个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这是一本更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演员和播音员的人名录。娱乐业被弄得胆战心惊。《反击》就曾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成是“共产党最满意的广播公司”，副总经理们只好都把《红色渠道》保存在写字台下面的抽屉里，以备应用。在麦迪逊大道和整个好莱坞，人们都把该书称为“黑名单”。
黑名单后来连续十年都成为娱乐业的一个特点。经理们靠舆论吃饭，它就成为威胁他们的赤裸裸的讹诈手段。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猜疑的年代”的一些触目惊心的现象，现在已经淡忘了，但是那些在威胁下屈服的公司经理们却是无可原谅的。他们往往都知道，一个明星之所以列入黑名单，只是因为他的竞争者嫉妒。而在低工资那一阶层中，他们又以“不忠诚”或“嫌疑分子”这样的荒谬罪名，轻率地把一些布景工人和化装人员解雇。要是有个经理能挺起腰杆来，那些反击者的阴谋诡计就会破产。但没人能挺起腰杆来。
琼·米尔的事件就是典型的。前一天，她还是全国广播公司最受人欢迎的连播节目《奥尔德里奇一家》中的女主角。而第二天，她的名字就被列入《红色渠道》里去。到了当天下午，公司便撕毁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来。全国广播公司向新闻界的解释，使这个本来已是堕落的时代更加堕落。而且先例既开，其他公司接着也就效尤。广播公司发言人圆滑地说，当然，米尔小姐并不是共产党。她对国家是忠诚的，而且一贯如此。不幸的是，她引起一些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总会使出广告费的公司害怕，使公众骚动，而对演出是会有所损害的。简言之，她所以被解雇，是因为有人造她的谣。从那时起，“有不同意见”就几乎是“不忠诚”的同义词——而且同样能毁灭一个人的前途。最后大多数人不再为黑名单辩护了。但是如果有人要打不平而提出问题，几乎旁边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生气地说，“无风不起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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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糟糕的是他说的不错，起浪的原因确是有风。这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米尔和这有什么关系。她们是无辜被害者，是无知和恐惧的牺牲品，就象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塞勒姆村在马萨诸塞州，当年约有三十二人受宗教迫害。——译者】。但是，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已把真正的秘密弄走。斯大林一有了原子弹，很少人还会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伦敦的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会。而俄国科学家制造第一颗核武器这样快，几乎完全是由于苏联副领事阿纳托利·A·雅科夫列夫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布下的巧妙的谍报网。
如果在渥太华的古津科没有叛变，雅科夫列夫的组织是决不会暴露的。即使已经暴露，解开这个盘根错节也还化了四年时间，而且要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伦敦的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联合进行。富克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在哈威尔市和伦敦市向苏格兰场督察的招供，暴露了纽约市的哈里·戈尔德。当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们在戈尔德的住所找到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说明他和富克斯和格林格拉斯会面时的行车路线，戈尔德就再无法否认了。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中知道戈尔德已被逮捕，他就带着报纸去找鲁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立即离开美国；戴维可能牵连到全帮人，连他的亲姊姊埃塞尔·罗森堡也在内。鲁思说，“我们哪里也不能去，我们的婴孩生下才只有十天呢！”罗森堡说，“你的婴孩不会死的。每天都有婴儿在海上和火车里诞生。我的医生说要是你带够罐头牛奶，把水烧开，婴儿就会平安无事的”。
朱利叶斯给格林格拉斯夫妇一千元钱，订了一个从墨西哥城转到瑞典，再转捷克、然后再到莫斯科的复杂的旅程计划。他说，每一段旅程都会有当地的共产党人接待他们，指点他们。于是他们准备了护照像片，但接着又犹豫。鲁思病了。无计可施的朱利叶斯又再给他们四千元，但是，他们对他说，他们打算留下来，准备坐牢。十一天后，联邦调查局把戴维逮捕。这时他不是连累妻子就是连累姊姊，他要在两人间作出选择。他决定保护鲁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当罗森堡一家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时，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敲门进来。当时只把朱利叶斯逮捕，埃塞尔被留下来，服顾他们两个孩子。但后来她得把孩子托付出去。因为她也被逮捕了。他们两人是在战争期间叛国的，其命运就是辛辛监狱和坐电椅了。
这才是真正的叛国，不是那些要幼儿园老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头等爱国分子的病态狂想。毫无疑向，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在莫斯科交出许多图表、公式以及几百页密密麻麻写下的材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到导弹的设计图都极其详尽。即使俄国人当时自始至终参与试制，他们对于核武器的了解，也不过是如此而已。美国花了二十亿元的代价，把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了美国的工业，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获得了成功，在日本上空显示了威力。到了那时，苏联情报局长已从富克斯那里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过程的详细报告，甚至还有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第一次爆炸的现场情况的报告。这个情报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物理学家们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已掌握了有关的理论物理学，但在四十年代后期，俄国对这样规模巨大的试制工作，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这次大出卖使他们解决了核武器的差距，这些英奸美奸使冷战至少提前十八个月。
他们的罪行这样滔天，而英国和美国的反间谍网又是这样漏洞百出，当时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换个新政府的。但当时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就选民而论，整件事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