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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的是，鲍勃到纽约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和几家大百货店老板商量如何结束他们的南部分店的种族歧视。而这一点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兴趣，要是换一个司法部长可能从此不再管他们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是这样。当时他很生气；回到华盛顿后，他重复念叨着关于拒绝保卫国家的那句话，他深为不解地自问，“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过他的经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样了。”他开始真心转变过来支持这个运动，他认识到，这样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其后果真的会是“下一次将是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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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总统满四十六岁了。他的手下人员计划好为他举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会，借口是情况汇报室有一个保密电话在等着他，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列很大意外，当麦克·邦迪引着他住白宫餐厅走去时，他早已满脸是笑容了。司仪皮埃尔·塞林格递给他一篇发言稿。“我们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写发官稿的，总统先生，”他说，“但这里是一位代笔写的发言稿，我们希望听你照着讲一讲。”稿子的开头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生了一个孩子……”肯尼迪按过一个卫星模型，上面附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希望你一路顺风，巴里。”由于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杰基存心戏弄她的丈夫，特意赠给他一大筐枯草，并在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的真正占草，白宫历史学会赠。”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乘坐总统的游艇“霍尼·菲茨”号在波托马克河巡弋。
这是肯尼迪政权的极盛时期，但是他们当时并不如道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在白宫呆五年，到总统离开白宫时，他计划在华盛顿创办一份报纸。它将是不同一般的报纸；全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会愿意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那时都还不到为将来作打算的年龄。年轻仍然是政府中人员谈得最多的一个向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正是当时所谓“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杰基、艾塞尔和琼，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在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中成了常见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这些高级官员却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开外的人。而这却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队一样使年轻的美国人想到这位总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总统。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拥护他的选民，其中有知识界。在他担任哈佛大学董事会董事六年任期届满时，他在行政大楼邀请知名的哈佛人士举行了一次不请女客的庆祝宴会。但是，即使在那种场合，他也没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请你们来白宫赴宴很不容易，因为你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里参加不请女客的宴会的次数都比我要多。”
象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的威望也是时高时低的。1962年导弹危机以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拥护他；在后来的十个月中，这个数字先降到百分之六十一，后来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九。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和俄国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曲线又上升了。他事先预见到这一点。他相信，右派势力错误地理解了国民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谓的大学生转向保守的情况。他们认为，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试向题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千百万人的声音，他说，“我不能肯定说缓和紧张局势一定是件好事；”他们还认为，爱德华·特勒在那次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惊恐情绪：“如果你们批准了这项条约……你们就是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安全。”肯尼迪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在盐湖城——这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当他在演说中间，丢开讲稿，谈到他因签订了禁试条约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对朋友们说，这个条约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因此他在明年竞选中输给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即将出现的缓和，现在已明确无疑地看到了迹象。由于俄国人已在古巴终于接受了检查导弹发射场的原则，禁试条约才有了签订的可能，在它签订后，肯尼迪也才有可能听到全国表示赞同的呼声。全世界早已不再听到苏联的三驾马车的主张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经减少了单独签订一项对德和约的需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尼迪对于有些人认为人应当蒙上眼睛才能避免学坏的想法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在他看来，把那些希望去看看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学生关押起来是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问道。“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今年夏天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讲了当代历史学家后来十分重视的话：“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是不论后果如何始终忠实于自己。艺术家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就是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
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约翰·肯尼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天文学家都熟悉暗星的现象。一颗星由于发光极微几乎看不见，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常把那颗星给遮住。肯尼迪也有一颗暗星，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的阴影追随着他，它始终离他和他的亲人不远，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而遮掩了他们的最灿烂的时刻的光芒。这种现象现在就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孩子早产了五个半星期，肺部有病。这个命名为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挣扎着三十九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悲伤的总统在葬仪完毕后搬起小棺材打算把它放进墓穴去；这时，红衣主教库欣轻轻把他拉开了。
肯尼迪为了给他妻子散心，建议她接受希腊航运业巨头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大型游艇“克里斯蒂安娜”号到爱琴海上巡游一番。后来她回忆起那10月上半月，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11月即将发生的大灾祸之间那阳光绚烂的两周，一定觉得仿佛如在梦中一样。她从地中海拍出的电报的踪迹是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法、马拉喀什，一直到爱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所有的一个岛上。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许多王亲贵族都设宴招待她和她的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向她祝酒，赞美她，赠给她许多珍奇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回到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