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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中国自西汉到清朝初期，每次人口普查时的数量总是在五、六千万之间。
到了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亿七千万，
嘉庆十七年（1812年）统计了一次，又涨了，去到了三亿六千万，
道光二十年（1840年）再普查一次，人口已经到了四亿一千万。
由于不用交人头税，百姓没有躲避人口普查。所以从实施摊丁入亩之后所统计的人口数量都是比较准确的。人口的增长给清政府和社会造成了负担和压力，也给近代长期战乱埋下来一条很长的导火线。
第二手亡国政策——闭关政策
这个政策对比摊丁入亩会比较好理解，也容易让人把它与亡国联系起来，顾名思义就可以看到，闭关就是关起门来搞建设，自给自足。
给予清朝统治者实施这个政策的自信来源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他们自认为中国啥都有，没有任何与其他国家通商的必要，而且清朝自认为外国都是一些落后的小国，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比不上自己，小国们迫切希望与中国通商，贸易货物，是因为它们的物资短缺；想来中国这里赚点钱。而中国愿意与外国通商，是我泱泱大国给予外国的一种恩赐。
简单点说就是清朝就把自己当成了一大户人家，而自己的府邸门外经常活跃着一堆关东煮、麻辣烫小贩、叫花子什么的。主人看着就烦，除了偶尔出来买点东西，施舍一下外，大部分时间都关起门自己玩。闭关政策源于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和初衷。说白了就是看不起其他来中国做买卖的国家。
当然，除此之外，由于明朝所受的倭寇、外国殖民的事件影响，清朝实施闭关政策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减少国内外人员的各种交流，杜绝外国以各种手段入侵，也算是一种国防政策。
所以闭关政策的实质，就是严格限制对外海上贸易的政策。
这个政策把清朝与外国商船的通商口岸限定在广州，广州以外的港口不能停靠外国商船。这个规定缩小了外国船只进入中国的航道和范围，直到**战争后才被打破。
除此之外，清朝还专门特许了一种商人专门与外国商人打交道，这种商人名字很多样化，叫行商，又叫洋商，也有叫官商，这些商人设立了洋行，专门与搞对外贸易经济。
洋行的老板都很有钱，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清政府统治底下合法的对外贸易商人，搞的基本是垄断生意。不像现在的国际自由贸易那么火，随便找个外国友人或者居外华侨就可以搞搞欧美日韩代购啥的，微信一打开漫天都是都是精选进口货。
当然，洋行老板们除了有钱外，因为和清政府的关系，他们也很有权，换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来说，行商在清朝统治时期除了专营对外贸易之外，还承接了海关、政府接待办、公安局、外交部的等部门的部分权力，负责外国商人的贸易商税征收，安排外商在国内的居住及安全问题，还有外商想和清政府提个建议、点个赞啥的都需要通过行商来传达。
因为行商毕竟还是商人，没有实际的执法权，为了更有效地限制外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各种活动，清政府又制定了一堆规矩来来管住这帮洋人。
例如外国商人来到中国后只能住在洋行附近的酒店，不能随便外出，不能带女性入住（笑），不能在广州过冬，不能坐轿子，不能请中国人干活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共识，也有政府的强制手段，所以洋人当时在中国非常听话，很守规矩。
当时的中国没有租界，也没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还没有被“东亚病夫”冠名，但是这些种种不合理的狗屁东西，却因为这次闭关政策的实施和持续而最终出现。
闭关政策把中国与外界竖起了一块屏障，阻挡了大量的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也阻隔了国人的眼光和视野。
但是它有一样东西是无法阻止的，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野心。
当时的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经迅速发展，英国、法国、美国都先后开始了对外的殖民扩张，说白了就是一伙强盗，学会了穿西装和开枪这两种技术后到其他国家抢钱、抢人、抢资源。
英国为首的他们仨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态势逐渐取代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一辈强盗地位，开着炮船四处轰炸，四处抢夺，从非洲到中东，再到亚洲，英法美一路就像一堆蝗虫一样四处掠食，留下一地荒芜。
这次，他们来到了清朝统治的中国，看到的除了遍地的黄金白银之外，还有一堆手无寸铁、思想愚昧的百姓。
这样的情形，就像一群流着口水的饿狼，凸着一双双血红的眼球外出觅食，突然发现不远的地方就养着一圈肥嫩的白羊，羊群天真无邪的脸部表情告诉他们，是时候开饭了！
☆、第67章 冠名东亚病夫的系列活动
公元1689年，来自英国的“防御号”商船第一次开进广州，开始了对华贸易。随后，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额不断上升，他们发现中国的钱似乎很多，但是能真正赚到钱的条件太过于苛刻。而根据历史上统计的数据显示，**战争以前，中英之间的贸易虽然非常红火，但是英国并没有在贸易过程中占到什么便宜。当时的英国百姓对我国的陶瓷、茶叶、丝绸等非常感兴趣，需求量非常大，当时的MadeinChina都是响当当的品牌，很受外国人的欢迎。
相反，我们国民对MadeinEngland不太感冒，从英国运来的工业商品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这样的贸易结果，使英国人非常头痛。他们本来是想来中国卖产品赚钱的，结果却给中国人赚了个透。
根据历史统计，1765年至1768年间，中国对英国贸易出超997704两白银；
1795…1799年间，贸易出超白银达到346957两；
1830…1833年间的出超白银额更是达到了2615263两。
英国的产品在中国滞销，中国的商品却在英国畅销，英国只好每年向中国运进大量的白银，以抵补巨额的贸易逆差。
都是那该死的闭关政策！
英国人对清朝实施妨碍他们赚钱的政策异常深恶痛疾。当然除了闭关政策的保护政策之外，中国当时的社会是几千年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千年都自己这样过了，用不用外国的商品对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所以才导致了英国商品在中国出现的销售囧况。
没有市场，我就开拓市场；没有需求，我就创造需求。英国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了。为了转变这一局面，开拓市场，创造需求。英国人开始介绍中国人吸毒，来来来，我们一起尝尝这个**，这大烟，好抽，特爽！
英国人变身毒贩子，通过毒品来敲开中国经济的大门；当时的毒品没有现在类别那么多元化，当时的毒品只有一种，就是**。
**，学名罂粟，又名阿芙蓉，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一种毒品，具有强烈的麻醉性，它本来是一种药物，对医治咳嗽和拉肚子有一定的疗效。但凡药有三分毒，过量食用都会有副作用，而过多吸食了**的人会上瘾，身体逐渐衰弱，精力耗散，不久就成为废人一个。
而且，这东西，据说也非常难戒掉，估计**的上瘾程度比烟瘾要高上百倍，有过戒烟史的朋友可以想象一下戒掉**的难度。因为本人不吸烟更不吸毒，所以在这问题上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历史为证，这东西的祸害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这样的成瘾度，也侧面反映了清朝烟民对**的依赖程度，当时政府又没有强制戒毒所，所以许多百姓甚至官员一接触**，马上不能自拔，身体和钱包双双被**掏干，成为了**的奴隶。
其实英国并不是第一个向中国百姓售卖**的国家，在它之前，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们在澳门和台湾混的时候也向中国人卖了一点，但是不成气候。因为这俩国家没被打跑之前在中国还是混得不错的，而且**买卖并不是他们在中国市场的主营业务，所以也不太重视。哪知到了英国卖**的时候会如此变本加厉，把毒品销售当作自己进攻中国市场的先锋力量，这种毒贩子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至此，中国的**市场被成功开拓，国人对**的吸食需求被成功创造。
毒贩子，恭喜你，你肮脏的手段成功了。
由于国人的羊群效应习惯在当时被完美地展现，到了1835年的时候，毒品已经渗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从此，当官的、做生意的，耕田的、拉车唱戏的，甚至一心向佛的和尚尼姑都在吸毒，全国吸毒人员已经达到了200万。社会一派萧条景象，全民皆是“瘾君子”。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形象最终给外国人冠以“东亚病夫”的名号。
其实在禁毒这个问题上，清朝政府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危害巨大，雍正年间就开始下令禁止，但是英国毒贩子们并没有理会，他们通过各种逃避检查、贿赂官员的手段继续向中国非法走私毒品，屡禁不止。
为啥？这生意赚钱啊。**贸易成功吧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转为顺差，造成了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据统计，1830年到1840年的十年里，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白银达到七八百万两。
尝到甜头的毒贩子们异常兴奋，美国、俄国的毒贩们也看到了中国这只肥羊肉质鲜美，肥嫩多汁，也争先恐后地来中国打边炉吃羊肉火锅，一起来尝尝这顿涮羊肉。大量地向中国输入**，掠走白银。
1840年前的4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涮羊肉共涮走了26000多万银元的财富，相当于清朝政府一年财政总收入的8倍有多。
**走私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也削弱了中国军队抵御外敌的战斗力，同时也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慨，大伙纷纷在社会上声讨**危害，要求禁烟。爱国热血青年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贴大字报，通过各种方式谴责毒贩们的罪行。这种呼声在社会上反响很大，也传到了清政府内部。
其实当时清政府也是极力反对**流入中国市场的，道光皇帝之前就已经把外国进口**和国内销售**这两种行为都定性为违法行为，是要进行严打的。道光皇帝掌权后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了一条，禁止官民吸食**，那等于就是与**沾边的一切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
不过这写规定貌似都不管用，民间吵吵嚷嚷的，朝廷的大臣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且逐渐分成了两个派别，分别是驰禁派和严禁派。
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的驰禁派是对**在中国流通表示支持的（王八蛋），这货的主张就是可以把**按照进口药材的标准来纳税，至于吸毒人员的管控，只禁止公务员的吸毒行为，其余百姓和土豪随意。
这种提议，其实主要就是把进口**当作清政府的其中一项税收收入来计算了，惟利是图的家伙，估计这个许乃济收了洋鬼子毒贩们的不少银票，要不也不会昧着良心说出这种祸国殃民的话。
所以许王八的言论一出，马上受到了朝中正直且热血的大臣声讨，他们组成了严禁派对驰禁的方针进行了轮番轰炸，其中反对呼声最高最猛烈的，当属鸿胪寺卿黄爵滋。
公元1838年，黄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