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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人的内心确实是复杂的。惩罚小咬本来是这次行动的宗旨，现在如期取得了成功，按说应该将小咬招认的犯罪事实向管理员报告，因为最终的惩罚只能借当局之手进行。奇怪的是完事之后没人再提报告的事，诸多苦主不提，别人也不提，似乎忘记了这次行动的初衷。
新头目道长也忘记了自己的责任，装聋作哑。24号监室一切恢复到往常，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后来从犯人的私下议论中我才晓悟出事情的症结：那就是这伙“人民的敌人”心中尚存有一丝怜悯之情。大家清楚，小咬的这项新罪一旦得到当局的确认，必死无疑。小咬固然可恶可恨，可一想到将由一颗子弹结束一条命，不管怎么说也有些于心不忍。再退一步说，即使小咬大罪当诛也不该由这伙犯人将他推上断头台。这种想法很符合犯人心理也符合我的心理。
但后来出现的事实却让我们犯人大惑不解：在经过一两次审讯之后小咬的预审终结，接着便被转往北京监狱。走的那天他被戴上了脚镣，他成了重案犯。24号监房里的犯人心里都沉甸甸的，关于小咬参与强奸的罪行究竟是哪个犯人向当局告了密？这是个谜。
——六月二十八日？这个日子同样像一只断线的风筝在记忆中无影无踪。我仍须以老办法进行搜寻。
六月下旬对我以及许多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师生来说情况十分糟糕。我们已陆续被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开始接受批斗。这个过程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记叙清楚，只因与审讯员问及的日子没有关联，因此可以从略。令我瞠目结舌的是K大一把手张校长终于表态亮相了，那是在一次全校范围的批判右派分子大会上。张声色俱厉地向全体右派发出警告，说右派分子必须悬崖勒马，否则矛盾就要变质，那就要把你们送到公安局。张校长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几天前学校保卫科便将一名右派教师一名右派学生送到了公安局。那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历史系那个写《有头脑的人，不要那么想》的中年讲师高云纯。关于高云纯被打成右派前后过程在K大有许多说法，也别具一格。他公开讲他给共产党提意见并非出于帮助整风的目的，而是要亮出自己的政见。他说他的行为也可谓是“自投罗网”。开始划右派被定为右派的人都觉得自己冤枉，惟独高云纯不喊冤叫屈，他讲如果把右派定义为不赞成共产党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话，那他就是个右派。他认。且痛痛快快地签了字。想想高这个人的确有些“各色”。不知道在全国范围内被打成右派的人中有没有高这种类型。被送走的学生姓黄，哲学系的，家庭贫雇农出身，他本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同情右派就是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恃出身好，拒不认错。最后让他在一间屋子里反省，并派人监视。后来因一件小事和监视他的人打了起来，他打不过那人，就拿出一把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就被定为右派行凶。学校让公安局来人将其逮捕（到一九五八年黄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这件事令人惊骇，K大历任校长都从反动派镇压民主运动中保过学生，如蔡元培、胡适等都曾亲自出面将被关押的学生保释出来，从未听说有哪位校长主动将自己的学生送进“局子”去。而这位张校长就开了先例，也令世人开了眼界。从这次全校批判大会后，大小批判会便在校园一个接一个。
我记得我的第一次批斗会是二十二日上午，范围是全中文系。系总支副书记孟广琦在头一天通知了我。当时我想不通，思想很抵触，我问孟广琦是否要穿上棉袄，他反问天热了还穿棉袄干啥？我说穿厚一点抗得住击打呀。他好长时间没吭声，我不知道他这时心里怎么想。后来只说句周文祥你不要想得太多，就走了。我琢磨了许久也没想出他的话表达的是啥意思。
二十二日早饭时间在食堂里见到冯俐。自从被划为极右，我不想连累她，不仅公开场合不找她说话，私下里也尽量避免与她见面。她却不管不顾。不论公开还是私下都主动找我。看见我她端着碗走到我的面前，这时周围许多人一齐把眼光投来，她一副视而不见的神情。对我说她已看到中文系贴出来的会议布告，说她也要参加。我吃了一惊，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干吗要参加。她说要参加，要将《大地》稿件的真相公布于众。她说的《大地》稿件本来是与她无关的，可后来就有了关联。这期间发生的事情都是始料不及的，《大地》创刊号被印刷工人拒绝后带回了学校，根据当时冯俐舅舅那里得到的内部消息，我有意将稿件搁置。但编辑部的人一致意见是不能印刷便油印出版。冯俐得知后自告奋勇担当刻蜡板的工作。说这事她可以在舅舅家边照顾舅母边做。大伙赞成。当时我觉得冯俐的态度有些异常，不对头，却也没往深处想，便同意了，将稿子给了她。她拿走了稿子，从此便没有下文。催她，她就说快刻完了。直到后来形势发生逆转，她也没将稿子刻出来。编辑部的人庆幸说幸亏冯俐磨磨蹭蹭不上紧，否则印了出来事就大了。可这时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冯俐是采用这种方法阻止《大地》的出笼。但事情并没完结，中文系总支在整“大地反革命小集团”材料时，有人告密《大地》稿件在冯俐手中，很可能在她舅舅家。党总支经一番密谋，打听到冯俐舅舅家地址，趁冯俐在校时派人去了，欺骗说冯俐让他们来取一份材料。舅母是位贤良女性，压根儿没把这事往欺诈上想，便开了冯俐住的房间让他们取走材料。《大地》的稿件就这样进了系党总支的文件柜里，成了“大地反革命小集团”一份重要的罪证。因为材料是“匿藏”在冯俐舅舅家的，冯俐的舅舅也为此担了干系，在民盟被打成了右派。冯俐说要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事实上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任何人只要以党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行事，他便不会以一般的道德准则来规范自己。我把我的想法对冯俐说了，可她不听，坚持要参加会议。她说人可以容忍误解，但不能容忍卑鄙，阴谋必须揭穿。我在心里暗暗叫苦，想冯俐咋这般与潮流反其道而行之，别人积极时她消极，别人退缩时她却顶风上，完全的不识时务，乱弹琴。为了阻止她的盲动，我严厉相告不许她参加批判大会，坚决不许！她生气了，说句我不要你管就跑了。饭是吃不下去了，出了食堂我心里乱极了，我的情况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顶顶要紧的是不能让冯俐陷进去了。当然我理解她的心情，在《大地》的稿件一事中她对我对她舅舅都有一种内疚，她觉得是由于她的疏忽才造成我和他舅舅的落难。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的，即使没有她的错失我和她舅舅也是在劫难逃的。不是有句古语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我想我必须阻止她的盲动。不许她自投罗网。我苦苦思索着阻止她的办法。看她那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再劝说下去已是无济于事的，何况批判会很快就要开始，再找她也没有时间了。我一边思索一边向宿舍走去。看来人的大脑一旦开动起来还是能想出相关办法来，关键是紧要关头要懂得另辟蹊径。我另辟的蹊径是：既然是开我的批判会，我不参加，不就开不起来了吗？开不起来冯俐不就惹不出事端了吗？对，逃会。我几乎不考虑逃会将给我带来什么后果，便当即做出逃会的决定并立即付诸行动。我知道目前我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校方和系里尚未派人监视。我走着走着便改变了行进方向，从两座宿舍中间插向通往西校门的路。
我心里很紧张。都说做贼心虚，我没有做贼咋也心虚呢？直到顺利出了西校门，才轻轻吐了口气。走在街上，便想另外一个问题：出逃的这一天该怎样打发呢？去颐和园吧。已春暖花开，颐和园正是游览的好时机。这一两个月来政治已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了，就借机好好放松一下吧，把什么都丢到脑后，好好享受一下大自然的赐予。坐在昆明湖畔，我努力想欢欣一番，不想别的，只想眼前的风景是多么壮丽，想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