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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在宁远城头毙伤后金努尔哈赤的红夷大炮就是来自葡萄牙。明末军营营一级编制里除了1000人为骑射外，其余都是火器手。每一营（5000人）用霹雳炮3600杆，大连珠炮200杆，手把铳400杆，盏口160位。今人多知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的《几何原理》，却鲜知其亦有一系列论兵之作，如《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他主张使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徐光启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
徐光启建议，为对付后金军队，须在北京附近、关内和关外三个地方，集中训练精兵两万，由孙元化负责联络、调配和统一指挥。当时在孙元化手下已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因而，这是一支符合徐光启理想，用先进军事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也是徐光启的希望所在。
后来，明朝军队之所以在对付后金骑兵的时候有困难，则是由于大多数军队战术和装备结合差，是训练和指挥的问题，包括其它复杂原因（包括军人携带火器叛变，中国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等）。
徐光启逝去后，中国再也找不到这样精通火炮的专家了，所以只得聘请精通炮术的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强其为之”，在皇宫旁设立铸炮厂，并命一批太监跟班学习铸炮技术，不久即铸成二十门西洋火炮，经试射，性能良好。接着又造了五百门各型西洋火炮，炮重自一百斤至一千二百斤。由于造炮成绩优异，崇祯特赐金匾两块，以示嘉奖。之后，继续由汤若望指导和协助太监造炮。
李世澜认为：从明末引进西洋火器技术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作为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的开始，它代表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传播的开端，由此引起了中国传统军事技术的变革，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
2。明朝军队的战争战术
在战争战术方面，明朝军队也颇有创造。明朝初期使用的火铳是洪武火铳，射程不远，且不能持续发射，难以形成持续的杀伤力。将领沐英在云南使用火铳对付象（即大象）兵，创造出了先进的火器战法。即：根据敌军大象兵打前阵的特点，将火铳兵列队为三行，敌象兵前进后，第一行首先发射火铳，然后第二行、第三行继续发射，在二三行发射时，第一列就可以从容装好子弹，形成完备而持续的强大火力（置火铳为三行，列阵中……前行退后，次行继之；又不退，次行退后，三行继之）。这种开创性的战术克服了当时火铳的局限性，三行轮流开火，没有丝毫停歇。凭借此法，沐英彻底平定了云南境内的叛乱。百年之后，普鲁士国王菲特列二世经过长期钻研，发明了与之类似的三线战法，其排兵布阵方法与沐英的三行火器法如出一辙，并借此战法称雄欧洲。
明成祖朱棣在远征漠北时，由于蒙古骑兵极快的速度，三行火器法也难以抵御。于是朱棣通过对先进武器的利用、战术的科学分析和战斗细节过程的认真编排，命令军队使用了新的战法。在遭遇或发现蒙古骑兵后，神机营士兵立刻向战斗阵型前列靠拢，做好火炮和火铳的发射准备，在统一指挥下进行齐射蒙古前骑。神机营射击完毕后立刻撤退至两翼，然后由三千营与五军营的骑兵对已经受创的蒙古骑兵发动突击。最后由五军营的步兵对蒙古骑兵发动最后一轮打击。其布阵原则：“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锋疏则达，阵密则固”。明成祖提出的“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步卒次之”作战原则，神机营配合步兵、骑兵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火器的应用更趋专业化。
三百多年后，拿破仑开始使用与朱棣时代的明军类似的战法：先用大炮轰，再用骑兵砍，最后步兵上。正是凭借这套战法以及变化利用，他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其威震天下的资本正是他那独特而富于机动性的炮骑结合战术。
在南方沿海抗倭战争中，著名抗倭名将俞大猷“审度地势，匠心独创，制造独轮战车以拒敌骑。尝以车百辆、步骑三千，大挫敌万骑于安银堡。文进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车营。京营有兵车自此始。”万历年间，发生在朝鲜碧蹄馆的遭遇战就很能说明问题，2000人的辽东铁骑消灭了2000多同样从事前哨侦察的日本精锐尖兵。之后被丰臣秀吉手下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第一军35000人围攻，明军防御时则又体现出了车阵的威力。当时血战一天阵地仍然很巩固，李如松亲自带领近卫1000余人，和最近的一支1000余人的军队来驰援，日军望风而退，整个战役日本军队损兵达7000人。
当时有欧洲人在见识了明朝军事状况后记载：
大约有2万手持长矛和火枪的士兵集合在一起，他们动作很熟练，鼓声或号角声一响就马上排成战阵，再一响列成方阵，再一响，火枪手从阵里出来，武勇和有序地放枪，顷刻间再返回原地站立；这操练完，长矛手前进并整齐一致地进行袭击，以至西班牙人认为他们超过了全世界采用的战阵；而如果他们的士气和斗志也跟他们的武艺和人数一样，即他们征服全世界的疆域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的这种操练进行了4个钟头，西班牙得知同天同一时刻全国都在进行操演，尽管并无敌人的消息。
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成功获得“龙熕炮”后专门设计了一种炮船安置此炮，这种炮船后被称为“龙熕船”。其上前后各安置一门龙熕炮，主炮炮弹重24斤，射程4至5里。海战时运用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手所用的类似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100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满清的1793年，“纳尔逊战法”都还没有出现。
3。满清时代的军事倒退
满清以骑射得天下，对火器和近代军工抱着本能的恐惧和敌视态度，生怕威胁自己的统治。随着明王朝的彻底灭亡，当满清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统治者对火炮的重视日减。经过康雍乾三世后，先进的火器武装技术被满清埋葬了，到鸦片战争时，手持大刀长矛的清兵对火器已经陌生了。
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满清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清军把“雅克萨战争”中缴获的俄军扳机击发式火绳枪样品献给康熙时，康熙即以不得中断前人所授的弓箭长矛传统理由，禁止清军使用此种新式火枪，仅留下二支自己把玩。康熙五十四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位，分送各营操练，皇帝却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雍正间，清廷还将盛京、吉林和黑龙江以外各省的子母炮尽行收至北京。
“康熙中前期，戴梓曾建议制造连珠鸟铳，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最后一次向朝廷建议制造新型火器的历史记载；康熙在攻打噶尔丹前，下令让戴梓制造子母炮，是在洋务运动之前朝廷最后一次下令制造新型火器。所以，按史书，在康熙朝中期以后，清朝确实就不再发展新型火器了，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从火器水平看，则更清楚。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写道乾隆时清军的鸟统射程只有三十多步（这种射程甚至低于弓箭）。在《啸亭杂录》中记载，戴梓曾“自制火器，能击百步之外”。到乾隆三十年，七八十年过去了，火器的射程反而下降了这么多，这应该是清朝火器制造业的退步的明证。还有更可笑的，在嘉庆元年，白莲教起兵进攻荆州，守军没有足够的火器，十分惊慌，这时，他们在城内挖出数十门大炮，虽然都已经锈蚀，但仍视为宝物，用来守城，战胜了白莲教的进攻；这些炮是康熙十三年，即一百二十年前和吴三桂打仗时铸造的。这件事记载在《啸亭杂录》中。……这又是清军火器停滞的一个例证。”
1799年（嘉庆四年）曾改造160门明朝的“神枢炮”，并改名为“得胜炮”，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还不如旧炮。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是明朝的普通火炮装备……
清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死，这充当了满清限制火器的托词。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所依仗的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200余年的大炮。
鸦片战争时满清军队对英军使用的“榴霰弹”“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军队连明末的水准均有所不逮，无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努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西式开花弹。直到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才从陕西凤翔县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此时左宗棠仍然无知，竟不知这些开花弹是中国人自创的。
在军事著作方面，满清禁毁了明代的《军器图说》（两种同名）、《军中遗稿》等书。《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