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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惨案发生地──上海南京路老闸捕房
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焦作、水口山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矿区，一千二百多万群众，先后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省港大罢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下，单独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工人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得胜利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标志着中国人民觉悟的迅速提高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参考书目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5。
《五卅运动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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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节阅读 35
》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1986。
（蔡钊珍）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0页）
五四运动时，街头张贴的“毋忘国耻”的标语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受到热烈欢迎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参考书目
《五四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79。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郑则民）
五院
五院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置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的总称。
行政院192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下设内政、外交、军政、海军、财政、实业、教育、交通、铁道九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和一卫生署（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屡有裁并增置），分掌各有关职权。各部设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常任次长各一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院长综理院务，监察所属机关，任免行政官吏，主持行政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行政院会议得议决以下事项：①向立法院提出的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②荐任以上行政官吏的任免；③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间不能解决的事项；④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
立法院1928年12月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但非代表民意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等权，并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指挥所属机关，提请任免立法委员，主持立法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委员四十九至九十九人，任期两年，得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和律师业务。设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军事五常设委员会，并得根据事实需要，增设临时性的特种委员会。
司法院1928年11月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司法院会议，并经最高法院院长及所属各庭庭长会议议决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下设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掌司法行政、司法审判、行政诉讼、官吏惩戒职务。
考试院1930年1月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领导并监督所属机关，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院务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分别依法行使考选和铨叙职权。
监察院1931年2月1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命所属官吏，主持监察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监察委员十九至二十九人，任期无定，依法享有特殊保障，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下设监察使署和审计部。
参考书目
钱端升、萨师炯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
董霖编著：《中国政府》第2册，世界书局，上海，1941。
许崇灏：《中国政制概要》，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
（曾业英）
五铢钱
五铢钱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的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约3。33克），故名。
汉初，币制混乱，所铸的各种铜币承袭秦制，文虽仍称半两，但实际重量远较半两为轻。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面，民间私铸者多，钱质恶劣，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私人铸钱。武帝即位后，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铸钱，民间也私自铸钱。因盗铸有重利可图，致罪者虽多，却无法禁绝。私铸者还往往磨取官钱的铜屑以盗铸钱，官钱也因此逐渐减轻，同私铸的劣币一样。“钱益多而轻”，物价高涨，币值低落。
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
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前122～前111），政府企图借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需巨款赈贷。因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张汤主持下，造白金（银锡合金）币及皮币（未广泛流通）。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四铢钱），另铸“文如其重”的三铢钱，以广流通。法令虽严禁私人铸钱，但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五年春，罢三铢钱，改行五铢钱。这时钱由郡国铸造，各地从中取利，钱多轻，私人盗铸者亦多。五年间，汉因盗铸金、钱遇赦免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万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铸钱，由京师钱官铸赤仄钱。以精铜精工制成，一枚当郡国所铸的五铢钱五枚使用，规定赋税、官用必需用赤仄钱。未久，白金终废不行，赤仄钱因与五铢钱比价不合理，私铸更多，使用不便，币制混乱，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政府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一说为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钟官直接掌管铸造，技巧主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致解决，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