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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是不想做脓包的，很多汉朝人更不想，晁错也是其中之一。但当时百官的奏疏，要么是大骂匈奴，要求主动出击，却拿不出实际的办法；要么是拿出白登之围吓唬人，主张继续对匈奴和亲，拿着女人金钱换和平。而真正提出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却是当时并不起眼的晁错。他相继上了两道奏疏：《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
这两道奏疏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事实上，却是两道扭转了西汉军事政策的奏疏，说是天下无敌的西汉铁骑腾飞的起点，也毫不过分。
因为这两道奏疏，讲的就是反击匈奴的两个最重要问题——攒钱、练兵。
讲攒钱的，主要是《论贵粟疏》。西汉反击匈奴难，难就难在花费巨大，组织兵马，提供粮草，冲锋陷阵，金戈铁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一场巨大的战争足够把国民经济储备消耗大半。尤其是与匈奴的战争，多集中在北方边地，那里是生产比较落后，长期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一旦开战，兵马钱粮全靠内地供应。要反击匈奴，必须要储备财富，要储备财富，边地生产力却落后，怎么办？晁错有办法，在《论贵粟疏》里，晁错告诉汉文帝，虽然地区之间生产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可以通过国家的有关政策，来调整不同地区的物资储备。比如，可以采取奖励制度，对给边地提供粮食者，给予爵位和政府奖励。这就是汉文帝时代著名的“入粟拜爵”制度。借此制度，西汉王朝从此开始积累了大量的粮草财富，而与此形成连锁反应的就是短短几年之内西汉边境地区储粮充足，西汉政府又大量调动边境储粮支援内地，并借机减免赋税，因此形成良性循环，西汉王朝的农业发展，从此突飞猛进。
而反击匈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练兵。比起攒钱来，练兵更让汉王朝头疼。汉民族是农业民族，但冷兵器时代，杀伤力最大的兵种却是骑兵，要抵抗匈奴，就必须要有一支强悍的骑兵部队，可比起马背上长大的匈奴人，汉人在弓马骑射上的差距，又怎是一朝一夕可以弥补。人学骑马需要时间，积累战马更需要时间，中原本身就不产良马，本土仅有的产马地区即燕赵北面地区，却也有限得很，无法支持整个帝国的战马供应。晁错也有办法，他的办法一是“募民实边”，即从中原招募百姓到边境屯垦，且政府发放农具，提供土地，给予减免赋税的政策。同时修缮堡垒，发给百姓武器，鼓励他们结社自保，再从中选拔精壮充实入军队中，这就有了最可靠的兵源。与此同时，由西汉政府出资，大量招募匈奴人来汉地居住，邀请他们为汉朝训练骑兵，甚至充入汉军中为兵，这些人熟悉匈奴的作战方式，并且能够带来精良的战马和先进的骑兵训练方式。因此实行之后，西汉边地的骑兵素质，从此突飞猛进。
如果我们看看后面的历史，不得不更加感叹晁错的远见卓识：晁错的“募民实边”法，沿袭到后世，几经改革之后，就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极为推崇的建军方式“屯垦戍边”。即使对于西汉本朝来说，也因这一法令，令西汉帝国从此有了战斗力强大，足够与匈奴争锋的骑兵军团。西汉反击匈奴战功最卓著的卫青、霍去病两部，其部下兵员，大多都是由边地屯垦的良民百姓组成，战斗力之强，令匈奴闻风丧胆。而招募匈奴人为兵更是效果显著，西汉骑兵军团中有大量的匈奴人存在，这些人世代归附汉朝，为汉朝出生入死立下战功。而这一切的肇始者，正是晁错。
在西汉帝国饱受匈奴肆虐的几十年里，虽然不断地有人提出反击匈奴，力主对匈奴实行打击，但是真正开始切实可行的政策，找到击败匈奴办法的人，却是从晁错开始。他也许不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却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建设者。
汉帝国以极快的速度，将晁错的这两道奏议推广全国。从此之后，原本荒凉的北方边地，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云中、雁门、右北平等边防重镇，很快就有了精良的骑兵队伍，并且开始在小规模的与匈奴的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是拜这个政策所赐，新一代的西汉骑兵将领开始成长起来。
但在汉文帝时期，晁错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用，他才能卓越，品行刚直不阿，但是他刚直到严苛这一条，很遭勋贵和诸侯的不满。因此只能以太子舍人的身份参与政治，地位并不高。而汉文帝也似乎想将这位“大才”留给儿子用，在刘启身边，晁错很得宠信。与此同时，他交恶了一个当时八面玲珑的人物——袁盎。袁盎在汉文帝在位时，就被誉为“国士无双”，他也曾以忠直著称，比如周勃获罪时，他曾全力营救，淮南王犯法时，他也曾大胆揭发。他还就任边地太守，抗击过匈奴入侵，是个名噪一时的能臣。但这人偏偏有几个毛病，一是小心眼，一语不合能记恨很多年；二是孤傲，对谁都瞧不起。他还是个社会关系很强的人，他的家世很显赫，上上下下都有交情，甚至连江湖游侠也多与他结交。这样的人物，跟晁错自然是很合不来，晁错是一个性格冷峻傲慢的人，也喜欢恃才傲物。而且两人都争宠于太子刘启，不互相掐是不可能的。早在晁错做太子舍人的时候，袁盎就已经是位高权重的中郎将了，在太子刘启面前，两人常常互相诋毁。甚至多年里“不交一言”。而也正是这个袁盎，把晁错最终送上了不归路。
【二】
晁错的发迹，是在公元前157年汉文帝过世后，一直赏识晁错的太子刘启即位。
汉景帝刘启即位后的第一道官职任命，就是把晁错提升为内史（即长安市市长），成为彼时朝廷里位高权重的人物。如果不是朝野反对声过大，也许还会提拔得更快。这时候的晁错，已经四面树敌，从汉文帝晚期开始，晁错上奏疏论述最多的，就是西汉王朝此时已成尾大不掉的诸侯王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朝野里许多有识之士都达成共识。比如和晁错不和的袁盎，也曾忧虑过诸侯问题，但是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主张采取徐图缓进的政策，利用诸侯国内部的矛盾，对诸侯王分而治之，不断削弱诸侯的势力。可是晁错坚决反对，他认为诸侯国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朝廷必须采取强硬态度，厉行削藩之策。外加他又是个急性子，在这个问题上连篇累牍地上书，结果意见没被采纳，反而地球人都知道——晁错是与天下诸侯为敌的。
也正因这个原因，在晁错的任用问题上，许多重臣都反对。汉景帝即位初期，反对声最强烈的，就是彼时的丞相申屠嘉。这个申屠嘉也不是一般人，早在楚汉战争时期，他就是刘邦麾下的一个步兵连长，可谓是此时西汉朝廷里硕果仅存的“老革命”。此人在西汉建国后，虽然行政能力有限，却是以刚直廉洁著称，尤其是“思想觉悟高”。凡是刘邦说过的，他就坚定地认为是对的。晁错的言论在他眼里，当然是离经叛道，对此异端，也自然要除之而后快。申屠嘉的方法很简单——扣帽子。硬是罗织罪名，给晁错扣了一顶“侮辱先帝”的帽子，气势汹汹地给汉景帝上书，要求诛杀晁错。帽子扣得大，可是他的时机选错了。此时汉景帝即位不久，你这时候说晁错是奸臣，不是打汉景帝的耳光吗？结果申屠嘉的奏疏石沉大海，晁错却因祸得福：碰了壁的申屠嘉到底是“老革命”脾气，眼见奏疏意见不被采纳，竟然急火攻心，一下子呕血而亡了。晁错的脑袋上，一下子搬掉了一块大石头。
搬掉大石头的晁错，终于可以放手实行他素来力主的政策——削藩。应该说他眼光很准。西汉的诸侯国已经日益强大，现在不削，将来就是想削也没有机会削，反而会被诸侯国所制，造成中央集权的衰弱。但这毕竟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事。中国古人总说“疏不间亲”，各路诸侯国，就算和皇帝有天大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一家人，晁错一个外人，去动手整治皇帝的“自家人”，下场就注定是悲剧的。但晁错却不管这么多，干祭祀小官的时候，他就敢得罪人，干太子舍人的时候，他就敢变更西汉的军制，所有的无私无畏，却全为了一个理想——天下。
早在做内史的时候，晁错就开始动手了，他利用内史的权力，变更了对诸侯的各项管制条令，对诸侯入京朝见做了严格的限制。申屠嘉死后，汉景帝借着提拔原御史大夫陶青接替丞相位的机会，顺手把晁错提成了御史大夫，这可是位列三公，位高权重的角色。这时候的晁错，也终于有了足够的权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元前155年，晁错正式向汉景帝上了《削藩策》。这个政策的内容石破天惊，它指出，如今诸侯国中的吴王、楚王等人的封地，几乎占有汉帝国一半以上的国土，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实行严厉的削藩打压政策，将这些诸侯国的地盘，缩减到大约一个郡的面积。如果按照这封奏疏的内容办，那么此时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将失去他五分之四的地盘，势力其次的楚王，也将失去他五分之三的地盘。没了地盘的诸侯，不和朝廷玩命是不可能的，如此强硬的措施，不引起反抗更是不可能的，晁错自己也预见到，他这样做的后果，势必将引起一场大规模的诸侯叛乱，但他在奏疏里告诉汉景帝了：吴王刘濞素来就有反心，削藩他要反，不削藩，他迟早也要反，他现在造反，危害要比等他强大了造反要小得多，所以，削藩刻不容缓。
这封奏折在当时的朝野上，无疑引起了强烈的地震，连一向赏识晁错的汉景帝刘启本人，也不敢轻易下决断：谁都知道，这势必是一个激起强烈反抗的奏议。所以汉景帝召集群臣商议，大多数人都不表态，也没法表态，地球人都知道汉景帝赏识晁错，反对晁错的建议，就是反对汉景帝，后果好不了。但如果选择支持晁错，当那场暴乱爆发后，谁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满朝文武里鲜明表态的，是魏其侯窦婴——反对。他是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的娘家侄子，汉景帝的表弟，当然不用担心“担责任”的问题。此人也是文景时期的一大能臣，能文能武，但偏偏政见与晁错相悖。他本身就是外戚出身，晁错的政策，不但有打压诸侯的一面，也有打压外戚的一面，这自然是他反对的。而且此人还是个“民族主义者”，虽然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与晁错相同，主张放弃和亲政策，反击匈奴，但他更主张全国团结，联合诸侯王，共同对付匈奴。所以在诸侯问题上，他一向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这就和晁错针尖对麦芒了。
所以群臣商议，最后演变成了晁错与窦婴两个人的“辩论赛”。在这场辩论赛里，晁错充分发挥了自己犀利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能力，一场唇枪舌剑，将窦婴驳得无言以对。尤其是在匈奴问题上，一句“攘夷必先安内”，让所有的反对声都闭了嘴。事情就这么定了——削藩，用最强硬的手段削藩，彻底剪除诸侯国对朝廷的威胁。
晁错口气很硬，具体行动起来，方法也很阴。他本来就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做事情很有效率，又兼御史大夫一职本来就掌管稽查，各诸侯国都有他的眼线，上奏疏之前，就把各路藩王的劣迹找了个遍，比如吴王的经济问题，楚王的生活作风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