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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大型的校庆是个极其复杂的工作，单看人数，便知道绝对轻松不了。各届校友去了两万多人，大礼堂差点坐不下，这还是剔除了如今在校的一万多学生后的数字。其实按照从C大毕业的总人数来看，这个比例还是很低的，当初的学生本就来自天南海北，成家立业后，要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去到千里之外某个特定的地点，并不那么容易。
庆典之后，是班级活动，我们班原来有二十六个人，来了一半，我在其中见到了孙雪莉。可能因为回到了家乡，她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显得兴高采烈。
她和我聊了一会儿，默契地没有提钱伯寅，一是因为她肯定已经知道后来的事，身为同一个女人的手下败将，应该没有交流经验的雅兴；二来，大概因为我是和周东亭一起来的。
由于人实在太多，好几个班共用一个教室，有老师有学生，聚成一堆一堆聊天。比起别的同学，我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交情都不深，毕竟我只在C大念了两年多，交换期满后，中途转学，所以C大连毕业证都没有发给我。从别人口中，得知当年对我最为赏识的老主任几年前已经离世，我有些怅然若失，顿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参加校庆，想见的人一个都没有见到，难道走这么远只是为了缅怀青春？
最后，我只呆了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了。
这次C城之行恰是周末，出发的前一晚，周东亭决定我和一起过来。
既然说好要认真地对待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第一次外出的机会自然是双方展示诚意的绝好机会。
校庆晚会之后的活动我没有参加，余下的时间里，我和周东亭几乎形影不离。本来说好我当地陪，带他看C城最有历史底蕴的古代艺术，结果变成了他陪我，去的全是我以前常去的地方，其中的大部分已经面目全非。他一身名贵西装，鼻梁上架着一副飞扬跋扈的太阳镜，跟着我走街串巷，走哪都挺招人。
大部分时候我们相处还算愉快，但每当他有些亲昵的举动时，我便不能淡定了。
中秋节，也就是星期天的晚上，晚饭后，我们回到酒店房间。
明月当空，我站在落地窗前看月亮，他从身后轻轻环住我的腰，脸靠在我的头发上，喃喃道：“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觉得月亮这么美。”
我全身僵硬地站着，不知该如何反应。我可以和他在床上宣泄欲*望，但这种情人间特有的耳鬓厮磨、缠绵的举动，以我们现有关系做来，实在让我无法坦然接受。
过了好一会儿，我感觉头上重量一轻，他的脸低了下来，在我脸颊温柔地亲吻。
想到那天我答应过的事，我犹豫着是不是应该转身投入他的怀抱回应他，他却松开了我，道了声晚安便回自己房间。
回H市的当天晚上，我和周东亭住到了北边的小山居，就是去C城前他带我去的那五栋房子里的最后一栋。但只一晚，我们又搬回了市区，没别的原因，交通实在不便。
小山居位置隐蔽幽静，像一方免于世俗喧嚣的净土，但正因为同一个原因，进出只能开车，对于没有驾照的我来说，就成了大问题。周东亭说他可以接送，或者雇个司机，我都觉得不好，而我暂时也没有换画室的打算，搬回市区成了唯一的选择。
过了一个在艺术上毫无建树的周末，我重新拿起画笔时不禁有点迫不及待。聚会时遇到的很多同学都已经放弃了专业、改行做八竿子打不着的工作，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何其幸运，当初在学校，他们熬过的夜、流过的汗不比我少，如今，我却干着喜爱的事情，还能以此为生，有什么理由不付出全部的热情和精力？
事实证明，这样的理由是存在的，还让人无法拒绝。
中午的时候，陈姐来找我，带来一个好消息：我的作品将在新加坡新世界艺术博览会展出，还入围了美术特别奖，国内的水彩画家、中国画家都曾得过这个奖，但油画家入围还属首次。当然，这不代表我已经走在了国内油画界的最前列，而是跟这个博览会的影响力近几年刚刚壮大有分不开的关系。
不管怎样，这个被简称为“新博”的博览会如今在亚洲级别很高，作为有可能得奖的作者和参展者，我自然要去现场。
刚刚打算在画室待一星期的我，两天后，不情不愿地被陈姐拖上了飞机。
上了飞机才发现，李时竟然也在。
☆、第四十章
通常来说，高级别的艺术品展览分为三个阶段，藏家预展暨开幕仪式，VIP预展，和公众开放展。
最后一种的观众凭门票入场，前两种预展的嘉宾都是靠发有限的请柬邀请，数量加起来也比前者少得多，但不用说，展览会的交易额几乎全部由参加预展的少数人贡献，买得起又愿意买的藏家不大可能会在公众日混在一众背着长枪短炮的文艺爱好者中。
这次的新博在新加坡的东南亚文化中心举行，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四十一家画廊参加，大部分来自亚洲，还有很多独立摄影师、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作品参展，总共为期四天。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展，也不是第一次入围某个大奖，但这的确是我回国以后参加过的最高级别，除此之外，似乎我尚未得到主流体系的接纳。我在艺术上一向自我，并不在意什么权威给予的奖项，可人即使能够摆脱对虚荣的追求，也无法否认对认可和肯定的渴望，这是存在于人的社会性里的需求，我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尝到甜头以后。
我们一行三人在开幕式前一天到达新加坡，因为行程仓促，我没有时间提前去看会场。等到我在正式的开幕酒会上，看到我的《甲米河的夏天》占了一整面墙端端正正挂在那儿时，我有一瞬间的呆楞，然后就是深深地震动。
是的，我被自己震到了！
原谅我作为一名画家的自恋，在长期穷困的摸索中，没有资助没有签约，如果连自己都不欣赏自己，怎么可能坚持到现在？自恋是一种好习惯，给所有的辛苦一个完美的借口——我只是怀才不遇，总有横空出世的一天。
距离我上次见到这幅画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完成后不久就被陈姐拿走了，此刻在这里见到，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张画出自自己笔下。
画中是我国南部一个山村的日常生活，几个少数民族的姑娘在河边洗澡洗头发，脱下的衣服饰品放在河边的石头上，她们都赤着上半身或站或蹲在清浅的水里，神态自然而愉快地享受着炎夏里的清凉。动作优美柔软，面容俏丽秀雅，无拘无束地沐浴在日光中……美得不像凡人。
天知道，虽然这张画在我的大幅作品里，身体的裸*露算是多的，但我在画的时候没有半分挑逗之意，一心一意表现纯朴的民风和远离市俗人们的生活状态，笔触真实而朴素。越是裸*露，越是纯洁，那些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人物，反而带着旖旎的粉红泡泡，这是一种趣味，也是调戏传统的审美。
可是，眼前《甲米河的夏天》被顶上三展射灯一照，饱满结实的身体反射着白得晃眼的光泽，画风显得不大对劲。
于是我去找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撤掉射灯，一番交涉，他们答应酒会结束后会把灯光换掉。我接受了这个安排，转回会场。途中，我听见李时的声音，便寻着过去找他，走到转弯处才发现他和陈姐在一起，似乎在争执什么，语气都很不好，隐约能听见几句指责。他们俩关系一向不错，很多处事哲学和方法论还很类似，发生这样的“意见不合”很少见。
我压制住好奇心，收住步子，一个人回到酒会。
很快，颁奖仪式开始了，一个个奖陆续发出，终于轮到“美术特别奖”。不用掩饰，我站在人群中，内心的期待全部反应在身体上，血流加速，手心冒汗，连呼吸都不由变得小心翼翼，生怕错过了宣布的信息。
好在李时及时出现在我身边，他捏了捏我的手腕，又轻轻拍了两下。我转过头看他，他也看着我，脸色不似平时自然，但还是给了我一个安心的微笑。
这个笑容很有用，正如过去每一次大悲大喜的关头，只要有他在，我的情绪便能平复下来。这是在长期磨合积累下来的信任和依赖，不需要语言，一个表情或者一个眼神，便能传达最真心的支持。这是同志般纯粹的友谊超过了自私脆弱的男女之情，作用在我身上的结果。
但是今晚，他紧握的拳头表明他比我还紧张。
这时，我听见那个操着浓重南洋口音的新加坡美术协会会长用中文和英文分别念出了我的名字，其实就是重复了一遍，接着四周响起了一阵不太热烈的掌声。
李时脸上的笑容忽地变大，变成了强烈的喜悦，攥紧的拳头终于松开，用力地鼓掌。
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心里涌起一阵狂喜。
李时第一个拥抱了我，然后是陈姐，接着是几个认识不认识的画家，向我表达祝贺。
不出五分钟，那座铜制的酷似金字塔的奖杯到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可在我心里的分量已经轻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得不到的才珍贵，一旦收入囊中，便立即贬值。
陈姐把奖杯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还给我，说：“干得不错，接下来该我上场了。”
看她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我问道：“你要干什么？怎么感觉我们好像是诈骗集团似的。”
“当然是要把你卖个好价钱。”
我纠正她：“是我的画，不是我。”
她挥挥手：“没有区别，你的价值就是你的画的价值，谁会把毕加索克里姆特和他们的画分开来谈？”
“……你说是就是吧。”
“今晚这里有超过七十位藏家，大部分来自新加坡本地，画商或经纪有四十多位，剩下的八十来人都是艺术家。展出的这几百件作品里，你猜猜，会交易几单？”
我摇摇头，这哪猜得着。
陈姐神秘地一笑：“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大部分交易会在明天之前谈成。一会儿你自己先回酒店，不用等我。”
说完便扭头离开了。
等我再次见到她已经是第二天晚上。
当时我跟李时正坐在他房间的阳台上吹风，酒店对面就是鱼尾狮公园和海湾，虽然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但带着潮气的热带海风分明告诉我前面就是一望无垠的大海，让人心驰神往。
开幕酒会结束后的这一天里，我过得是观光客的日子，穿梭在画廊和公园。李时应该也挺惬意，跟一个搞影像艺术的摄影家出去混了一天，回来时眉眼间全是兴奋。
我们俩坐在躺椅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聊着，放松地望天望地，觉得时间似乎慢了下来，在身边慢慢淌过。陈姐便是这时回来的，李时去开门，她手里提着一打啤酒走进来。
她穿着一身深色套装，面色疲惫，李时接过她手里的啤酒拎在手里。
她也不看他，一边走一边把公事包随手扔在沙发上，踢掉高跟鞋，只穿着丝袜走上阳台，一声不吭地坐在李时刚才坐的位置上。
李时把啤酒放在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从房间搬了把凳子，围着圆桌，坐在我和陈姐中间。
我和李时都看着她，不知一向女王似的的人受了什么刺激才会变成斗败的公鸡。
她却不说话，打开一罐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