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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