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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暮年患脑动脉及全身主动脉硬化，多次住院疗养，每当稍有好转，他便吟诗或作书、作画年九十一岁时，他向故乡江浦县捐献历年书法精品一百七十件、画四十幅及所藏古砚两方；江浦县为建书画陈列馆于求雨山年7月病重月，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自知命数将尽，一天上午起床后突要纸笔，写下“生天成佛”四字。至12月6日，与世长辞，终年九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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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人生
林散之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也正因为其出大名很晚，数十年寒灯苦学，专心致志，积学厚，涵养富，不仅其书**底至深，而且，又因其做人之真诚和在诗主义辞及绘画等多方面的成就，滋养了其书之气、韵、意、趣，使之能上达凡的极高境界。也正因为其书具有凡脱俗的境界、深邃隽永的意韵，才能使书界中人对之品赏愈久，得益愈多，感受愈深，认识愈深。而认识愈深，也就更增敬仰叹服之情，可以说，他的书法艺术中蕴涵着其人之真、诗之韵、画之意。这是我们在解读林散之书法时不可不知的。
林散之生性赣厚诚朴，心地善良，待人诚恳，办事出以公心，敢做敢为，如1931年家乡遭受特大水灾，林应五个圩长和当地老农的要求，出任圩董，统管全圩，接受政府救济，以防乡长灾难财，坑害灾民。同时带领乡民们兴修圩堤。因其秉公无私，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声望极高。
又如1953年，江浦大旱。河塘干涸见底，田地龟裂，禾苗枯萎，此时江潮上涨，水位已高过堤内农田，急需挖开江堤，放水灌溉。林散之急找县委书记陈述自己的经验与建议，但此事非同小可，书记甚感为难。感情真切的林散之不由出言暴躁：“江水一定要立即放，要是出事，杀我的头！”书记理解，急召集会议，研究通过了林的建议，这一年整个江浦圩区获得了好收成。
林散之出了大名后，常有各种年龄层次、各种职业的学书者前来求教。其中有不少自命不凡者，出示作品本想得到他的赞扬，不料他不通世故，劈头就是数句直言相告，遭致来者怨恨不已。也有不少真诚求教者，接受其指教，认真学习。林每见有所进益，喜形于色，交谈甚欢，往往还主动作书为赠。杰出诗人、书法家高二适，人多畏其性烈，好骂人，敬而远之。然他与林二人间则互为仰慕，常诗书往还，或相叙不知日夜，互相引为知己不可多得。可见林散之待人、交友皆对之以真诚，这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质，林曾说：“文艺家要做真人，不要做假人欺世。”他自己正是“做真人”的楷模。
林散之治学有一往无前的钻劲。他十七岁即以范仲淹名言“不及，非人也”为座右铭，并取号“三痴生”。他痴情于诗、书、画，终生未曾辍止。
他二十六岁开始编纂的《山水类编》，全书共二十九卷，三十五万余字，汇集前人有关山水画的论述，内容采自数百种文献，历时三年余完成。在当时，可谓一大工程，他人未曾做过，可见其心志年，林曾将此书抄本携去上海，请其师黄宾虹审正。黄仔细阅过，并作了眉批，并打算推荐给神州国光社出版，后因抗战起，未果。
他牢记黄宾虹“师古人，更要师造化”的教导，通过几年节衣缩食，积累了一些旅费，便于1934年三十七岁时决然打点行装，告别老母妻儿，孤身出游。费时八个月，历经苏、皖、鲁、晋、豫、陕、川、鄂九省，游嵩山、华山、终南山、太白山、峨嵋山、庐山、混江、三峡等名山大川，行程一万六千余里，历尽艰难险阻，得画稿八百余幅，诗近二百，并观摩沿途历代刻石书法，胸襟与眼界大开。此举亦少有人实行，可见他追求理想的执着与坚毅。后又两游黄山，在名山大川中体验方法，寻觅新意，尤对山川景色风云气象变化之灵韵深得感情。这对其后来诗、书、画高逸格调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林散之少年时即显出诗才不凡。今尚存其1914年十七岁时自订诗集《方棠三痴生拙稿》，内书目作诗词一百一十六，以行书或楷书书写，大部分作了修改。其诗文老师评曰：“词旨清婉，用典浑切，凤呜高冈，自非凡响。”其平生，无时无地不在推敲诗作，如病卧时、睡梦中、吃饭时、走路时常不能自控地兴起作诗。甚至在坐马桶时也常沉思，忽觅得佳句急起身提裤去桌上取纸笔记下，以免遗忘，一时传为笑谈。
他在诗词上耗费的心血最多，体会最深，自我评价也最高。他在八十多岁时曾颇为动情他说过：“现在社会上风云变动不定，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这是个目的。诗、书、画，我的诗为第一位。功夫深，用了六七十年心血。尤其‘四人帮’时，家籍被抢烧一空，唯诗稿常在身边，晚上枕头，不让遗失，保存下来，真是苦难重重。自下已蒙各方面努力，存印下来，可以留给后人看看。”
这一番话有两个要点：一是林散之治艺，志在与古人争一地位。他一生奋斗，标尺放在这一高度；二是他自评诗、书、画，以诗为第一。从其所叙保护诗稿的经过，可见其倾注感情之深。《江上诗存·启功序》中盛赞：“老人之诗，胸罗子史，眼寓山川，是曾读万卷书，而行万里路者，于笔下，浩浩然，随意所之。无雕章琢句之心，有得心应手之乐。”赵朴初题赞中则有“老辣文章见霸才”句，评价极高。
林诗颇近于唐人白居易、宋人杨万里的情调，朴实无华、清淡中见真情。这种意境正与其个性气质相表里。可是，这饱含着老人一生才华与深挚情感的两千几百旧体诗词，今世又有多少人能品味其妙处呢？但其抒情写意的诗词往往见题于画作上，与画境相辅相成，并臻其妙。或见之于书法作品中，其诗词的意韵成为其书法笔墨、风格的深层内蕴，故其书法艺术的形式美中充溢着浓厚的诗的韵味，此非常人所能及。故可以说，其诗韵乃其书之魂！
林散之十三岁学画人像，并学工笔人物画，后又自学山水画。二十余岁时，其书法工楷书、隶书、行书，工笔人物画师陈者莲、黄慎，山水画宗王烟客、王石谷，在皖东已小有名气。三十二岁时，经其方诗文辞老师张栗庵推介去上海投师黄宾虹，为其艺术生涯中重大转折。黄为诗、书、画、印“四合一”的艺术大师，其山水画尤为海内外所敬服。林从学两年，书画笔墨之道深得教益，眼界大为开阔，见识大为增长。又获读黄师大量藏书，并聆听教诲，学问大进。这两年的收获，对其一生艺术的攀高，具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林在中国画上尝试表现现实生活，1955年创作了长卷《江浦春修图》，直接取材于宏大的修圩筑堤工程，饱含着他的切身体验和深挚情感。这幅长卷成为解放后国画界最早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之一。
年，林散之应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之后，曾与画院同赴苏南、苏北写生。三年间，作画甚勤年“文革”浩劫开始后，所藏大量书籍、字画、碑帖被查抄焚毁，生活动荡不定年全身严重烫伤，险些丧命。此后，他作书较多。而作画，未再外出写生，多追忆往昔写生印象，尤以画黄山烟云景色为多。其用笔与作书同，曲中求直，方圆相兼。水墨则竭尽干湿浓淡的交互变化，表现烟云气象的丰富意趣，从而造就其高出时人的水墨技巧，与其师黄宾虹不同。黄之墨法有苍浑之气，林之墨法则更多灵润之意。他在这一方面深切而独到的体验，施之于草书，为草书开一新境界。而其在写意山水画的意境追求上，景物造型上及布白的奇正、虚实、墨白的处理手法上所获得的深切体会，渗透其书法的字法、章法，又使其书具有了独特的个性趣味。
林散之自述：“余八岁时，开始学艺，未有师承。十六岁从乡亲范培开先生学书。先生授以唐碑，并授安吴执笔悬腕之法，心好习之广又云：“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方稀之后，又一变矣。”其自我鉴定书法进程为四个阶段。
他从小即勤奋习书。从现存其十七岁时自订诗稿《古棠三痴生拙稿》来看，此时不仅其诗已颇具功力与性情，其小字行草书，以《怀仁集王圣教序》为底，已颇具功力与文人气息，所书甚熟练，然点画用笔较文弱。从这本诗集手稿，可概见其“未有师承”时期至其拜师之初已达到的水平。
谈到从师于范培开所得，他自言：“我用悬腕写字全亏范先生的教导。本来我写字是伏在案上，全用笔拖，不懂也不敢悬腕。从范先生学书后方懂得悬腕之法。悬腕才能用笔活，运转自如。”这一感受十分深刻。不能悬腕，在写诗稿一类的小字时还无大妨碍，若写大一点的字，就不能贯气自如地运笔了。这一教导，使他有了远大的前途。
他又说：“余初学书，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其学书临古之脉络如此。可见林散之思想开明，是以兼融并取的态度广为取法古人的。他无论碑、帖，无论何家何派，各取其所长。对隶、真、行。草诸体，终其一生，苦心钻研。唯于篆书，他末提及。曾见其所书，亦甚有功力，趣味不凡，笔法得自其师黄宾虹。
林散之曾自言其十六岁写柳公权《玄秘塔》，其结体秀峭，用笔瘦硬，对他后来个性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调。这时，他得到了范培开的指授。十八岁后又从张栗庵学诗古文辞，书法亦获其教导。张氏书宗晋唐，于榕遂良、米海岳尤精至。在法度与文人气息上均对他有很大影响；从其二十余岁时画上题字与真书诗稿《四时读书乐》中分明可见。他又于魏碑下过很大功夫，尤其对《张猛龙碑》用功最多，此碑体态较修长、舒展，点画亦较瘦硬，正可与柳体互补，更增奇姿异态。林书风格主要以此二碑立骨。而他“于李北海学之最久”，所取乃是北海书体势宽博中见紧密，秀中藏拙的意态。
林散之书法总体上说，是以南北朝晋唐碑刻筑基，又从《阁帖》学晋人书，并取法唐、宋、元、明诸名家手札，得其意韵，同时临习汉隶名碑，数十年不辍，故其书刚中见柔，兼有碑之骨、帖之韵，又渗透着汉隶朴拙之意。其书，不仅创作，即临写各体碑帖，凡粗壮风格者，其笔下所临皆趋于瘦硬。他信奉杜甫所谓“书贵瘦硬始通神”的审美观念，这也是其书风格的基本特点。
从师黄宾虹，对其书法风格的形成与展具有重大的意义。黄氏对笔墨技巧的钻研为现代之冠。林散之论书有“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句，这一笔法原理来自黄宾虹对他的指教与影响。他自师从黄宾虹后，不仅画入其门，书亦得其法。其书用笔与体势在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