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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昂·卡夫拉尔·梅洛·内托是一位诗人兼外交官，他写了许多关于球王贝利的诗作。贝利是前足球运动员，后转行从商，当过文化部长、歌手和作曲家。作曲家阿里·巴罗索涉足足球评论领域，之后转向政治圈。政治家想当足球俱乐部主席，足球俱乐部主席想从政。球迷成为音乐家，而音乐家一直为球员和俱乐部写歌。诗人和剧作家评论足球。足球评论员成为足球教练，比如华盛顿·罗德里格斯和若昂·萨尔达尼亚。
当赛场上巴西队的对手漏球或者传球失误时，环球电视台资深足球评论员加尔瓦·布埃诺如此评论道：“他们和足球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感觉。这说明不管是布埃诺还是他的听众都深信不疑的一点是：不管足球起源何处，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巴西才是足球真正的家，整个国家都在围绕足球编织着一张充满意义和回忆的网。”
Ⅲ
对足球产生的这种亲密感是一把双刃剑。就像音乐家、作曲家霍斯·米格尔·维斯尼克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有毒疗法》（4）中描述的那样，足球是一种有毒疗法。一方面是因为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性。大量统计表明，任何一天，踢得最差的球队都可能赢；足球强队失利的可能性大于任何其他运动；足球运动中随机、混乱和不可预测性大大存在。以国家足球队的表现来衡量一国的精气神甚至终极命运是非常不靠谱的，即使在巴西这样看重仪式胜过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也是如此。但赢球的逻辑与足球运动创造性审美之间自有其智慧。罗伯托·达玛塔就认为：
“足球运动中有艺术、尊贵、天赋、坏运气、上帝和魔鬼、自由和命运、旗帜、赞美和眼泪，但首要的是，尽管巴西很多方面都不行，但球踢得好。巴西是足球冠军，这很重要。毕竟，当足球冠军、桑巴冠军、狂欢节冠军比当战争冠军和军火商冠军强得多。”（5）
足球成为巴西代言人真正的价值在于足球运动与巴西社会结构、经济体系和政治进程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深层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对巴西人或是外国观察家来说，都不具备太大的启迪意义，至少远不如足球本身。巴西足球的历史和巴西历史一样涉及严酷的社会现实。首先，巴西在全球经济中依然处于原材料供应商这样一个位置，巴西向世界出口的原材料从大豆到足球运动员不一而足，却只收获了其生产力的一部分经济价值。
其次，巴西经济和社会关系在地区、阶级之间以及不同种族之间极其不平等。巴西大城市中南北分化严重，数个世纪前建立起来的社会阶层如今还存在着。这既是巴西源源不断涌现出这么多足球天才的原因，也是这项运动弊病多多的原因：球员和球迷遭遇的严苛、不公平的待遇，种族主义和猖獗的性别歧视，导致实力强劲的俱乐部和球员优势越来越大。
此外，巴西足球是在一种努力与宪法民主看齐的政治文化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军队的角色而造成的。军队在仲裁政治冲突、军事政变偏好和政府当局任期长短中发挥作用，造成了巴西特有的政治文化。但即使是在军队不发挥作用的时期，巴西政坛依然被腐败和裙带关系困扰，公益事业意识很差，政治透明度和公信力很低。这导致其足球俱乐部和联赛都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当然，在足球界巴西没有这样的垄断行为，但巴西足球政策无疑是丑陋、恶性和混乱的。
最后，巴西社会暴力严重。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法律不健全、武器泛滥、多级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亦正亦邪，加上巴西历史遗留的强制劳动问题，这些社会问题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记。在过去30年中，巴西有将近200人死于足球暴力，上千人因此受伤。球员、官员、警察和球迷的混战不管是在高水平球赛还是边缘草根阶层中均十分常见。
本书简述了巴西足球的多维历史：它的辉煌与神奇，风格与特色，以及与之相关的传说和故事；关于巴西足球的悲剧与痛苦；足球所反映的巴西人民面临的经济和政治不公；还包含了一些社会实例，旨在反映足球所强调的是欢乐与创造力，而非野蛮残暴和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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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行的灵感来自P·安德森在1994年11月24日发表于《伦敦书评》16（22）上的文章《巴西欢乐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Brazilian Conviviality）。作者对巴西政治的理解完全来自以下作品的介绍：P·安德森于2002年12月12日发表在《伦敦书评》24（24）上的文章《卡多佐的遗产：卢拉的继承》（The Cardoso Legacy： Lula's Inheritance）；P·安德森于2011年3月31日发表在《伦敦书评》33（7）上的文章《卢拉的巴西》（Lula's Brazil'）；T·斯基德莫尔，《巴西政治》（Politics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军规政治》（Politics of Military Rule in Brazil），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T·斯基德莫尔，《巴西：五个世纪的变化》（Brazil： Five Centuries of Change）第二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 普遍认为这是贝利的名言，贝利在1977年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作《我的生活与这项美丽运动》（My Life and the Beautiful Game），而在此之前有人认为这种表达是源自H·E·贝茨、迪迪或斯图尔特·霍尔
（3） H·麦克伊万尼，《麦克伊万尼看足球》（McIlvanney on Football），爱丁堡：主流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4） J·M·维斯尼克，《有毒疗法：噢，足球，噢，巴西》（Veneno Remédio： O Futebol o Brasil），里约热内卢：信函公司出版社，2008年
（5） R·达马塔，《探索：社会学散文释义》，里约热内卢：罗卡出版社，1986年，第130页；原文引用自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Passion of the People： Football in South America），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
第一章 香槟足球：美好时代的足球运动（18891922）
第一只虫子落在好几英里外的坎皮纳斯市，化作一只毛毛虫；第二只虫子也落在附近，化作一只灯蛾毛虫；而皮球落到了地里。就这样，马纳佩带来了咖啡虫，吉克带来了棉花象鼻虫，而马库纳伊玛带来了足球——这就是当今巴西国内的三害。
——德·安德拉德，1928年
如今足球在里约热内卢的重要性，就好比剧院在巴黎的重要性。
——胡奥·卡洛斯，1919年
Ⅰ
足球，或是迷倒众生的魔咒，或是阳春白雪的高雅艺术；或是巴西本土反英雄式角色的神奇产物，或是这个国度与众不同的热带都市现代化的精髓。但不管作为何种身份，根据马里奥·德·安德拉德在其史诗般的小说《马库纳伊玛》中关于足球起源的叙述，以及里约当地报纸《记录报》对这项运动的描述，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巴西上流社会不仅踢球、观看球赛，而且思索足球问题、撰写关于足球的作品，希望借此代表巴西这个新兴国度的一些重要、甚至是意义深远的东西。（1）
安德拉德的小说将当地民间传说注入了他的故事中。马库纳伊玛被塑造成一位“没有特定性格的主角”，他是一个拥有多重生命和声音、能够施法让事物变形的角色，他千里迢迢从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前往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寻找失落的护身符。小说以嬉笑式和超现实的表现形式，大胆尝试将古老神话叙事和零散现代散文相结合，即拉丁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当时这一术语尚未被造出来，书中的象征意义同角色般狡黠多变。足球也许是一种魔咒，但这种魔咒源自巴西本土，并非来自海外。事实上，直到20世纪30年代，安德拉德还是个不起眼的狂热球迷，对着自己最喜爱的球员感叹“好一位绿茵舞者！”还念叨着“让我留在球场里的350个理由”。（2）
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捏造“足球起源于巴西”这一谣传的人。热衷体育教育事业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也曾声称，源自于本土的球类运动为巴西独特的现代运动文化提供了背景和范例。卡洛斯·迭戈的电影《理想国》（1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3）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俱增的兴趣。（4）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然而，所有的这些运动在里约的流行程度均远不及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划艇和赛马，因为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被塑造成最有气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