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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
我急切地想说明他是蜜蜂，而我们是花朵。当我看着这个地址时，我感到有种把会议降
级变成一种土耳其地毯拍卖会的危险。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即我们能从本那
儿学到些什么，而不是抓住机会向他说明他忽视了我们多少杰出的思想。
也许他担心的是个性直言不讳的查理·芒格。他觉得芒格教的许多东西
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来考虑这些东西。在芒格看来，为一个较好的
企业付出合理的价格要比对一个令人讨厌的企业削减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
宜的企业充满了各种问题，结果这笔“交易”变得一点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说明这个问题，他在不久前承认，
尽管自己主要还是一个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猎手，但是“这些年来凡是真正激
起我情感的念头都更重地偏向于质量一边。”当然，他把美国捷运公司和迪
斯尼公司深深记在了脑海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当作
他的面包和黄油：“这是更加安全的金钱。”他的老师对他依旧很有影响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这帮人中有许多在拉斯维加斯聚会，巴菲特激起了
伙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们认为玩吃角子老虎机不利于即将组成的
新联合的准备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前任同事沃尔特·施
格斯所说：“我们去了锡泽斯宫——那儿税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会面安排在圣迭戈优雅的科罗拉多饭店里，格雷厄姆带着
一种苏格拉底的架式走了进来。“你们是一群精明的年轻人。”他开始说道，
“我给你们做个测试，这儿有十道辨别正误的题目。我提醒你们，它们相当
难。”没有人答对半数以上的题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伙人罗伊·托尔斯以
外——他怀疑其中有诈，于是每题都写上正确。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说明一
个貌似容易的游戏也可以让人绞尽脑汁——这正是对投机时代巧妙的提醒。
汤姆的合伙人，埃德·爱德森说：“我们喜欢和本呆在一起。”但是这
次会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于是提前离开，而且也丧失了扮演“蜜
蜂”这一角色的乐趣。于是这个集会实际上成了巴菲特集团核心的聚会。
他的朋友们都很聪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狭小。亨利·布兰特是个天
生忧心忡忡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工作狂。他总是在行囊里装上阅读材料，
然后在比奇·波因特俱乐部四处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维“桑迪”戈茨曼经营
着曼哈顿的首家投资咨询公司。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财务状
况。（举个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学院吃晚饭时，戈茨曼便转向一个他刚刚
认识的妇女问：“你有钱吗？”）
马歇尔·温伯格是一个外向型的胖胖的单身汉。他是一个美学家——只
对他的金字塔和鲁宾斯坦感兴趣。还有两个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 （将货
币经理转换为行为心理学的化学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们都有一共
同之处，那就是对华尔街的喜爱。他们都对投资有强烈的好奇心，却很少面
对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谈西班牙文学或是古希腊文。
在圣迭戈，这些信徒花了两天时间来交流他们对市场的同样严峻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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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们都对缺少机会而深表遗憾。”安德森说。巴菲特怂恿杰克·亚历
山大，他在哥伦比亚的同学谈谈他的主意，但他却对自己的观点守口如瓶。
让人怀疑的是，在离开圣迭戈时，他对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实上，巴菲特逐渐开始觉得管理证券组合有如一场激烈的竞争。某人
叼着一个雪茄烟头吞云吐雾一番后就将它扔掉，转瞬而逝的质量并不令人满
意。但是从自己长期投资的与伯克希尔和联合棉花公司类似的控股公司中，
以及从和他们经理如霍雷肖·阿尔杰，本·罗斯纳的共事中，的确要承认，
这样的公司很难都达到美国捷运公司那种令人兴奋的利润额。但是：
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种激动人心的感觉，（又有哪种生
意不是这样的呢？）用投入的资金实现可观的回报（比如10～12％）。通过在一种格局
和另一种格局之间来回奔波来挣得多点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种很愚蠢的作法。
提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如果不能产生“多点的百分点”的话，合伙人
们又怎么会对它如此着迷呢？严格地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看，弗雷德·卡尔
的举动似乎更有意义。“我们不会爱上任何东西。”然而巴菲特，虽然是沉
醉于他的投资当中，似乎有一些不同于数学的东西——一种对持续性的渴求
——隐藏在它的背后。他喜爱奥马哈，喜欢本·格雷厄姆，还有他的朋友们。
他的一生充满了对持续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惧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极端不连
续性。书信也有一种不持续性。和他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学的困惑一
样，他无法确定自己该在什么位置来划分这条线——即什么时候该持有所喜
爱的企业，而在什么时候实现利润。在华尔街上再没有其他人曾经考虑过这
样的问题。
1968年，国家陷于一场政治的动荡中，而股票的交易却达到了疯狂的地
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万股，比1967年的纪录还要
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万股。行情机飞快
地发出哐哐的声音，似乎随着每一次反战游行者和荷枪实弹的士兵的交
锋，它显得越来越响亮，就好像逐渐升高的政治温度在华尔街引起了高烧。
在那个充满着暴力和对暗杀的震惊的动荡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
买卖单据忙得喘不过气来，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这般
持续了许多天。人们可以在寂静中听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场还在不断结集，
就像一个醉汉想要喝完最后一瓶酒，连天已经大亮都毫不知晓。
经纪商理查德·詹瑞特给它起了个诨号叫“巨大的垃圾市场”。新的股
票在发狂地发行，比如美国四季护理中心、肯德基炸鸡公司以及应用逻辑公
司等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笔可观的数额被变成连锁信件的股票促销模式，这
场游戏的参加者中有的人轻信他人，有的人自我催眠，还有的人愤世疾俗。
他的脑海里记起了弗里德里克·梅茨的那个例子。这个自诩为罗宾·胡德的
人在一所自己取名为“集体广场”的办公室里，与之共事的还有一个被他称
为自己的“花朵孩童”的年轻职员。梅茨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一种名叫奥米
茄的信件股票之中。信件股票没有作价市场，因此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梅
茨在计算了自己的资产之后，确定奥米茄的价值为每股16美元。这是一个很
有趣的数目，因为梅茨是以3。25美元的价格得到股票的。就这样，在奥米茄
的外表或前景没有丝毫变化的情况下，梅茨基金就反映出了超过40％的账面
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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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菲特不到40岁，但他觉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经进了“老年人病
房”。他曾一度鄙视过自己竞争者们出现的懈怠，但是他们现在也表现出了
“严重的高血压”。他注意到有个基金的管理人员宣称，单从每周或每小时
股价做出研究是不够的，“证券必须以分钟间隔来进行研究。”巴菲特评论
道，“这种人使我觉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乐都有负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这些言论也许是来自一个对华尔街一无所知的乡巴
佬之口，他写信给他家里一个叔叔描述着城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巴菲
特无论如何不会与华尔街脱离开来。实际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经纪人以及交
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数次。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总
交易商阿特罗斯尔开玩笑地说，这些年来他肯定已经和巴菲特说了“一亿句
话”。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泛。事实上，如果说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情况
即使不比在纽约的人掌握的情况更好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好的。他从奥马哈
得到了一种均衡的感觉。有一天，当他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豪
伊说，“要赢得好的信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
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来就会不同了。”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奇人能继续留在内布拉斯加，尤其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巴菲特在1968年谈到《邓恩评论》时说：“奥马
哈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个森林；而在纽约，很难看
到树木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纽约人有名的“内部消息”途径又怎么样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够的内部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可能会
在一年内破产。”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风格化而且揭露本质的话。它的下文就是美德
得到的回报也许就是罪恶——这与华尔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说明问题
了。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买进股票，以汤姆·克纳普的曼哈顿公司，特
威迪·布朗和克纳普作为经纪商。一天，当特威迪·布朗为他买进了价值5
万美元的股票后，霍华德·布朗，他的交易合伙人，接到了奥马哈打来的一
个电话。他放下听筒，然后说“真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了。巴菲特
有可能听到了内部消息，但他没有要这5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
个获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会留意
到，它看来有那么一点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个人利益处于某种危险中——或是两者
兼有——与此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倾向于一
致，因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把它们妥善处理的。不用说，这种观点在他的华尔
街同行的头脑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春天和苏茜一起，也有别的一些时候。他在广场，
和许多商界人士和朋友们见面。在他们中间，有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
尔、瑞恩，《幸福》杂志的作家甘罗·卢米斯以及未来的旅馆业主拉里·蒂
施。所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联系相当紧密。
尽管苏茜很喜欢去艺术家咖啡屋，巴菲特还是和朋友们在斯特奇熟食店
之流的低级餐馆里吃饭。在这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