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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正当周氏兄弟全力以赴进行翻译工作，钟情于域外文化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随从章太炎读古书的道路？这其中，大约也有革命因素在吧？章太炎是反异族压迫的，他自然在国学中，倾注了许多爱国的东西，所谓还原汉文明的精神正是。尽管周氏兄弟已有了很强的反传统的叛逆感，可对故国文明深切的东西，依然抱有留恋之心。在留学前，兄弟俩便很注重搜集故乡野史杂文，对笔记小说之类情有独钟。但具体的朴学训练，尚未有过。随章太炎读书，可说是极好的补偿。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确是存在的。尽管周氏兄弟在骨子里，后来与其老师有着本质的区别。章太炎一生教过的学生甚多，但成就最大的，无疑是周氏兄弟，可他晚年手定自己的弟子录时，却没有鲁迅兄弟的名字，殊为怪事。师生之间后来的隔膜，在此便可略见一斑。
我觉得章太炎是中国学人中最有尼采气质的人。虽然他究竟看过尼采的什么著作没有，已难知晓，但他的放荡不羁，轻蔑世俗之气，是一般文人少有的。他读史书，不像一般儒生那样随着古人走，而是站在高高的文化之山，笑谈古人诸弊。如谈中国文学史，不仅经典烂熟于心，主要是对诸朝诸家的人性弱点，看得颇深。他说唐代人如何不及汉，明清小品文如何缺少大家风范，骈体文在汉如何高伟，而唐以后衰落乃民风所致。我以为有趣的是，他把尚武的精神，也运用到文学批评中。认为人性健全，体魄健壮，则文学的景观亦阔大。后来文风萎靡，异族入侵是个原因，而人性的弱化，缺劲健之力，乃是其弊的根本。这样的观点，在治学中不断涌出，对周氏兄弟的感染，想必是不小的。鲁迅对魏晋文学的钟爱，倡明“汉唐气魄”，似乎让人看到章太炎的余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周氏兄弟拜章太炎为师之事，或可明白心灵暗有相通的一面。几年之后，当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受聘于国民政府，很受孙中山器重。那时鲁迅也到了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工作，这都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两个均有尼采风骨的人，最后同行于革命之列，实有必然的一面。至于后来章太炎远离民众，反对白话文，参加“投壶古礼”诸事，与鲁迅的道路之不同，则属后话，文学史家，对此自会有较明确的阐释。
鲁迅永远感怀的，是章太炎的革命业绩。他觉得先生的伟大，实不在经学与小学之类的学问中，而是其作为革命家的那段英雄史。周作人大约也赞同此点，但更主要的，是敬佩于他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周作人描述与章太炎交往的故事时，记下了兄弟二人与老师的友谊，也把太炎先生学品勾出，很是有趣：
这也是在一九○八年的事，大概还在去听讲《说文》的前几时吧。有一天龚未生来访，拿了两册书，一是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的英译本，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一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著者名字已经忘记。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问我怎么样。我觉得此事甚好，但也太难，只答说待看了再定。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于是便跑到丸善书店，买了《东方圣书》中的第一册来，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系麦克斯穆勒博士的英译，虽然也不大容易懂，不过究系原本，说的更素朴简洁，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下回我就便顺告诉太炎先生，说那本《吠檀多哲学论》很不好译，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先生亦欣然赞成。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彼即是你”的要言，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曾经用心查过几章，想拿去口译，请太炎先生笔述，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得，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他在《野草》中说曾许小兄弟的风筝，那却是没有的事；这里所说乃是事实，完全没有经过诗化。但这假如是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
太炎先生，一方面自己又想来学梵文，我也早听见说，但一时找不到人教。日本佛教徒中常有通梵文的，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有人来求写字，辄录《孟子》里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给他。苏曼殊也学过梵文，太炎先生给他写梵文典序，不知为什么又不要他教。东京有些印度学生，但没有佛教徒，梵文也未必懂。因此这件事也就搁了好久。有一天，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信面系用篆文所写的。本文云：
“豫哉，启明兄鉴。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祉，麟顿首。十四。”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一九○九）春夏之间，却记不得是哪一月了了。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我走到“智度寺”去一看，教师也即到来了；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再教发音，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一面念着，可是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简直弄不清楚。到十二点钟，停止讲授了，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用英语说明道：“我替他拼名字。”对太炎先生看看，随念道：“披遏耳羌。”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教师再说明道：“他的名字，披遏耳羌。”我这才省悟，便辩解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耳羌（P．L．Chang）。”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总以为那是对的，说不清楚，只能就此了事。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过两次，因为觉得太难，恐不能学成，所以就此中止了。
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本来只有这一点，是我所亲自参加的；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可以得到少许文献的旁证。杨仁山的《等不等观杂录》卷八中有《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二通，第一通附有来书，案末底梵语，义曰慧，后太炎先生学佛学的别号，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故此书即是先生的手笔，其文云：
“顷有印度婆罗门师，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其人多苏蕤奢婆弱，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而摩柯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故恳恳以交输知识为念。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中间或相攻伐；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得此扶掖，圣教当为一振；又令大乘经论得返彼方，诚万世之幸也。先生有意护持，望以善来之音相接，并为洒扫精庐，作东道主，幸甚幸甚。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名密尸逻。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在此者三十余人，独密尸逻一人知之；以其近留日本，且以大义相许，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则岁须二三千金矣。末底初约十人往习，顷究不果，月支薪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贵处年少沙门甚众，亦必有白衣喜学者，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相与支持此局，则幸甚。”此书未署年月；但看来似学梵文时所写，计时当在己酉的夏天。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故推重法华与禅宗，而净土真言二宗独所不取，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文语，不辞以外道梵志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以为后世学者之模范者也。［17］
这是很真实的体味。“五四”那代人的师徒间的友谊，由此可见一斑，后人思之，其感受，当不小吧？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师徒，是很少见的。
注 释
［1］ 《鲁迅全集》第六卷，5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转引自彭定安主编《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坐标上》，3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 《鲁迅全集》第六卷，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剪辫》，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5］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浙江潮〉撰文》，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6］ 《鲁迅全集》第七卷，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7］ ［8］ 《鲁迅全集》第二卷，3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9］ 《鲁迅全集》第一卷，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 《知堂回想录》，179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1］ 《知堂回想录》，19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2］ 《知堂回想录》，197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3］ 《鲁迅全集》第十卷，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4］ 钱理群：《周作人传》，133…13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5］ 《知堂回想录》，216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6］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17］ 《知堂回想录》，225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1年版。
1909年4月，周作人已打算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了。这一月的一天，周氏兄弟的好友许寿裳，也准备归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觉得，在日本再待下去，费用已成问题，便对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其实，鲁迅本想在日本再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但为了弟弟和家庭，只好放弃了这一想法。
羽太信子比周作人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身下还有弟弟、妹妹三人。羽太信子那时是一个“供应饭食的人”，与周作人渐有感情，遂生爱意。已经结婚多年的鲁迅，对弟弟的亲事似乎无反对的意见。他在二弟结婚两个月后，返回祖国，这颇合中国人的道德之情。作为兄长，为弟弟的生活创造条件，对鲁迅来说，是应尽的义务。但因为羽太信子家庭较苦，弟妹尚小，鲁迅的经济压力很大。他回到故土，到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