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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杏花村来的小伙计（实地访问记之四——采访赵玉贵）
采访中从石花街一条古巷里穿过；路过一家楼门口时忽见一位老人童颜鹤发、仙人般端坐在屋里。我们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一问方知这老人是石花酒厂的老职工赵玉贵先生；今年已有86岁。老人耳聪目明；说起话来声若洪钟。
赵玉贵是石花酒厂风风雨雨的见证人。一谈起石花酒老人就兴致勃勃；这一刻他似乎记起自己也曾年轻过。赵玉贵老汉老家在山西杏花村附近；当年“走西口”出来当了兵。在攻打襄阳时负伤离开了队伍；在石花街养好伤后就留在了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上；托人介绍进了镇上最红火的黄公顺酒馆当伙计。赵玉贵老汉至今还忆得起黄公顺酒馆的经营盛况。当时的掌门人已是黄家第四代传人黄善荣；黄善荣最善经营之道；对伙计们很好；对掌握踩曲、配酒关键技术岗位的酿酒师更好。一到踩曲时间就像过大年；每顿白面馒头、大鱼大肉；伙计们敞开肚皮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不过总是让酿酒师坐上席；主人家里其他人都不能上桌子。从那时候起；黄家就懂得尊重技术人才。因为黄家待伙计们好；伙计们也都处处为东家着想；使黄公顺酒业越来越兴旺。听说赵玉贵是山西人；家里离著名的汾酒基地杏花村不远；还在杏花村当过几天小伙计；酒馆老板黄善荣就对他格外器重；让他学最关键的制曲技术。
制曲工艺是清香型白酒的关键环节；黄家给赵玉贵的待遇特别优厚；赵玉贵对东家也就忠心不二。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国家赎买后改为石花酒厂；赵玉贵仍一直在酒厂工作。后来妻子、儿子、女儿也相继进厂；除媳妇之外；赵家有5个人在石花酒厂工作。儿子赵明生接替父亲赵玉贵制曲；现仍是石花酒厂的制曲车间主任。
由于一家五口都在厂里拿工资；赵玉贵老汉对酒厂现状十分忧虑。他操着厚重的山西口音感慨地说：“我也不知道石花酒为什么一下子就垮下来了；那些年多好的形势啊；等候拉酒的汽车每天排老远；有些司机为了早点提到货；千方百计跟厂里中层干部攀上关系；经常请我们出去吃馆子帮他们提货。”
“要说质量；绝对没得问题。我在上班时多次回山西；到杏花村去学制曲。我们石花酒从制曲到发酵蒸馏整个工艺与汾酒毫无二样。可以说除了杏花村；全国清香型酒曲中就数我们石花酒厂的酒曲最好。”谈起酒厂的现状；老人脸上布满忧郁。但儿子赵明生却认为还是质量问题导致了今天的局面。他记得曾有一段；厂里效益太好了；当客户们拿着现款提不到货的时候便掏钱请厂里人吃饭开后门。厂里工人们见石花酒成了皇帝的女儿；对酒的生产工艺上便没有过去那样严格；加班加点生产起来质量就没往日把得严了。从那时候起石花酒的质量便开始有所下降。实在供不上了；也有到外厂买基酒勾兑的时候；不过量很少；王万才当厂长把得是很严的；一发现就制止了。赵明生说：“说实话；我们石花酒是实实在在的东北高粱酿出来的；进料都经过精选；只是现在白酒品种太多；消费者比过去挑剔得多；只要发现一次质量不如以往；就说石花酒质量不行了。信誉真是企业的生命啊。现在意识到已晚了。”
黄家后人忆祖业慨叹世事沧桑（实地访问记之五——“黄公顺”第五代传人）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方知石花酒厂至今还有黄家的后人；并且现仍在总厂当调酒师。这使我们感到终于把今天的石花酒与其悠久的历史对接上了。
这位黄家后人是黄公顺第五代传人；大号黄德强；但厂里人却很少叫他大号；在重大场面上企业领导会尊敬地称他“黄工”；而平时；从厂里总经理到看门人都习惯叫他小名“黄多子”（就是兄弟太多；本不想要的多余的人）。这让人明显感觉到一种贵族沦为平民的失落与悲凉；一种沧海桑田般的万千感慨。
我们原以为采访黄公顺后人会有重重困难；没想到黄德强很乐意接受我们访问。但作为黄公顺酒馆后人；他对石花酒今天的沦落；心情比别人更复杂一些。所以在整个交谈中他对黄氏家族昔日的辉煌谈得较多；而对石花酒困境的成因却很少涉及。
黄德强住的两层楼房面朝石溪河；房后没有院子；而是石花酒厂的生产车间。黄德强不无伤感地告诉我们；这房子就盖在黄公顺酒馆临街营业门面的遗址上；后面应该是三进的四合院。依次是选料、碎料、踩曲、蒸馏槽房、发酵间、贮酒仓房、主人居室、伙计们住处、师傅寝室。70年代被石花酒厂扩建时拆毁了。他这屋场也是讨要多年；后来作为落实民族资本家政策由政府出面做工作发还给了他；算是祖上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了。
黄氏家族的一切荣耀都只能留存在他的回忆中；黄德强讲起祖上的往事特别动情。不过他知道的故事都是父亲黄善荣告诉他的。黄善荣作为黄公顺酒业的第四代传人；解放后自然不可避免地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土改、反右、四清、文革、没有一次能幸免。但由于黄家世代与人为善；从不强求无道之财；处世谨慎；待人谦恭。对南来北往的军阀、政治豪强从不依附；都一概以舍财免灾思想送出境。对镇里的公益事业黄家也一直视为己任。石溪河水上的木桥被洪水冲走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黄家主动出资重建……
黄德强十分怀念解放初的那段时光；那时政府鼓励民族资本家发展；想尽一切办法帮工商业主扩大生产。黄公顺酒业在解放初又经历了一次辉煌时期。那时政府的官员隔三岔五就过来问情况；没钱；政府帮助贷款；没原料；政府给拨粮食；没有工人；政府帮助协调解决用工。1954年前的那些年；黄善荣每年都要到省城去开会；经常戴红花；上报纸。但经过公私合营改造之后；酒厂已不属于黄家；而且后来随着政治风云变幻；黄家的日子就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化逐渐难过了起来。
不过黄德强还是承认；尽管政治风浪的冲击无法避免；但政府和组织上还是念及黄家对革命的贡献；尽可能的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包括后来黄善荣在文革中入狱；其实也是当时执政者在无政府状态下对他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造反派疯狂阶段的胡批乱斗使多少无辜者成为屈死冤魂啊。黄善荣在劳改农场躲过劫难；文革后当上省市县各级政协委员也算不幸中之大幸。这也是党和政府对民族工业一贯重视的具体体现。因为黄氏家族不仅在谷城、石花镇；即使是在襄樊也是有相当影响的资本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家私营酿酒企业已在全国拥有了很高的市场知名度；经营也有相当规模；不仅本店越做越大；还在汉口、南京等地开有分号。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清产核资时；黄公顺酒馆的总资产在包括郧阳六县（今十堰市辖区）在内的整个襄阳专区排名第二（资产排名第一的是今天的襄樊烟厂）。
黄公顺酒业的威望不仅在于生产出质地优良的美酒；更在于黄家的历代掌门人深明大义；顺应历史潮流；尽管他们是资本经营的成功者；但在感情上却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当年贺龙与柳直荀在谷城薤山建立红军司令部时；物质极其困难；每当红军下山来镇里筹粮时黄公顺酒馆都是慷慨资助。并托筹粮员给贺龙带过一坛好酒。红军在离鄂西开拔之前再次来借粮。当时执掌石花酒业的第四代传人黄善荣冒着生命危险以4000大洋相赠。红军的财粮干部感动不已；曾写下收条；相许等革命成功后以数倍奉还；还加盖了红三军司令部的大红印章。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资助红军是要杀头的；黄善荣忍痛将借条付之一炬；这是黄家后人最痛惜的一件事；他们不是为了向政府兑现当年红军的承诺；而是要证明黄公顺酒业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对于今天的我们也很遗憾；黄善荣的谨慎使国家少了一件宝贵的革命文物。
解放后黄家人一直是受政府信任和保护的“红顶商人”；黄公顺酒业也成为新中国建设中的有生力量。抗美援朝时期国家号召给志愿军捐飞机大炮；黄公顺酒业每次都积极响应；慷慨捐赠。所以党和人民政府从没有忘记黄家的贡献。尽管后来公私合营了；甚至在他们下放农村时的困难时期；政府也没有忘记给黄家发放股金。
在邓小平酝酿中国经济改革时曾邀请以荣毅仁为代表的100位工商业知名人士在京召开座谈会；征询民族复兴和经济腾飞大计；黄公顺酒业的黄善荣也在邓小平的邀请名单之列。这件事对于谷城和石花镇；龙其对于石花酒业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黄多子”忆祖业时兴致极高；回到现实中来时却充满一种怀旧的感伤。但是无论怎样；经过几世沧桑；“黄公顺”已变为石花酒；并且成为国内外知名白酒；这多少使“黄多子”感到些安慰。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也看到了石花酒品牌的价值；遂按照当时工商业政策对其改造；以公私合营股份制的形式逐步将酒厂改为地方国营性质的国有企业。先是作为谷城县酿酒厂的石花分厂；后来县政府为了发挥石花酒历史品牌的优势；将其从县酒厂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全资国有企业。并将所有产品统一品名；冠以“石花”商标。这个时期的石花酒承继了千年历史的古韵；保持了黄公顺酒的良好质地；同已成为名镇的“石花”融为一体；交相辉映。喝到石花酒就想到了石花镇；听到石花镇就想到了当地名产石花酒。古镇与古酒两种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相辅相成；向世人展示着她独有的魅力。
3
“酒王”王万才展示超人才华
千年石花酒 迎来无限风光
追寻石花“酒王”的足迹
石花酒在自生自灭状态下走过了长达千年的自然经济时期；随着它从县酒厂分离出来自立门户；也走进了她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带给石花酒全新命运的；是一个叫王万才的人。对于石花酒的历史；王万才也是座无法逾越的山；无论人们现在怎样评价；他为石花酒创造的高度至今无人超越。知道了我们意图；好心的知情者们对我们说采访王万才估计很难；以王万才现在的身份他是什么也不会说的。王万才现在的工资关系在县委办公室；他的身份是“谷城县委党风廉政监督员”。作为谷城唯一以企业厂长身份享受正县级行政干部待遇的王万才现在说什么都不合适。
但是追踪石花酒的踪迹、写石花酒的文章；老厂长王万才是绕不过的一道坎。我们怀着忐忑的心情几经周折；辗转问询；终于在县委办公室的帮助下打听到了他的住处。在谷城县城一条小巷深处的居民区找到了王万才住的小楼。没想到的是王万才竟然很乐意接受采访；这使我们大喜过望。王万才年近六旬；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