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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必须写一张仿，写好交给老师判圈儿。我因为贪玩，偷了一个星期懒，一张也没有写。父亲知道了，让我站在他面前，把手掌伸给他，他拿起木匠用的直尺很重地打下来，我痛得哭了，要缩回手，父亲的手牵着不放，还要我憋住哭，说少写一张打一下，我少写了七张，打七下。我猛力地哭，同时听见在一边做活的母亲也唏唏地抽泣。我心里知道母亲为我挨打而心疼，母亲是陪着我一同哭。但马上，我却听见母亲在呜咽中断断续续地说着“再打狠一点”！父亲真的狠狠地打够了七下才放手。我的手掌打得发了肿，阳光下一照，通红透亮。母亲含着泪熬了一盆止痛消肿的草药水，把我的手轻轻地按进水盆里。
1965年我参军走的时候，母亲没有哭。在叮嘱过一些冷暖自重的话语后，便心事重重地握起一块棉布，默默地揩擦着镶着小叔父那张“革命烈士牺牲证明书”的镜框，揩得很慢、很沉、很仔细，揩毕后说了一句：“男孩儿应该为国家出力。”父亲送我到县城，母亲站在高高的打谷场上望着我走出村子。山路崎岖，沟壑道道，我的身影时隐时现。母亲一直没有回去，开始是站着望我，因为站久了支持不住，后来就跪着望。当我走上对面山头，回望母亲的时候，我看见母亲变成了一尊灰色的石雕，这尊灰色的石雕也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这一个个真实故事，组成了母亲亮丽的人生，透射着母亲博大的灵魂。至此，我对母亲为什么送我参军时不掉眼泪？为什么置自己于“不要紧”，视当兵为“忙公家的事”？为什么重病缠身而能够一忍再忍，突破累累的“三个月”，支撑11年？为什么在她生命的一次又一次的最后时刻，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与儿相见的机会？这等等的一切，在这里都找到了合理而有力的诠释。
我母亲是太行山千千万万母亲中的一个。她生在苦难的年代，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一个大道理：苦难不是一家一户的苦难，苦难是整个国家的苦难，懂得只有保住国家，只有养育国家的军队，才能解救所有老百姓的苦难。因此，她心中没有自己，没有报答的奢望，只有百分之百的舍得，即便儿子，也是国家拥有，她别无所求，这正是母亲们特有的豁达与慷慨。由此我又进一步认定：“忠孝不能两全”这句名言，最初绝对是母亲们的创造，一代一代中华母亲，在苦难中用这句话特有的内涵，麻醉失去的剧痛，愈合带血的伤口，大义凛然地昂起头颅，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继而积淀为一种文化。母亲们承载着这种文化，支撑着民族不倒的大厦。
母亲去世后我又当了11年兵，前后一共22年，完成了母亲赋予我—— 一个男儿的使命。军旅磨砺了我的青春，母亲影响着我对人生，对国家，对事业，对价值观的种种思考与探索。数年后，在我的笔下，先后创作了《跪乳》、《归骚》、《铁戒指》、《话别》等几个关于母亲题材的作品，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些母亲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评论家的关注？是构思大气？是人物鲜活？是细节真实？是情感炽烈？我以为都有关系，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传达了母亲文化，是因为母亲文化的厚重力量，是因为我们的时代需要母亲精神。
永远的母亲。永恒的主题。
生命与历史浩劫的轻和重
■ 邱华栋
关于《说谎者雅各布》
《说谎者雅各布》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犹太人封闭区里的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小说。这本小说的独特性在于，它把悲剧变成了轻喜剧，又使这出喜剧变成了乐观主义的悲剧。
小说作者是德国一个相当有影响的作家尤雷克·贝克尔，他出生于l937年，逝世于1997年，活了六十岁。他幼年也曾经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呆过，那一段的生活，一定在他的生命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二战结束之后，他曾经在东德地区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到1979年他40岁的时候，移居到了西柏林。
在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够在一种体制的差异和文化语言的同一性中找到一种独特的文学表达。因此，在他并不算长的生命和创作历程中，他总是能够找到一种特殊的视角或者结构，来叙述他对自己所经历的、根本无法逃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历史浩劫的看法，而《说谎者雅各布》，就是这样一部十分独特的作品。
不过，在汗牛充栋的反映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迫害的犹太人的生活的小说，明显地有两种美学的取向：轻的和重的。这两个描述物体重量的概念，用来分界两种描述二战造成的犹太人浩劫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二次世界大战几乎摧毁了欧洲文明，使很多欧洲的人文学者和作家感到了毁灭性的绝望，比如作家茨威格，就是在流亡南美洲的时候，出于对璀璨古老的欧洲文明毁灭的痛惜而和妻子一起自杀的。他的自杀是相当沉重的，这是以一种非常沉重的方式，回应了历史浩劫带给个体生命的重负。
此外，用沉重的方式处理历史创痛的文学作品非常多，用控诉与记录，批判与围剿的方式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比如20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也是用沉重的文学美学方式处理这个题材的。
凯尔泰斯一度是一个连我国的匈牙利文学专家都很陌生的名字。他是一个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见证文学”的幸存者。从各种材料中，我们得知，获奖以前，他的生活相当的艰辛，主要靠翻译德国哲学和文学著作谋生，主要在德国获得了一些名声，在本国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也是因此获得了德国最著名的文学奖——毕希纳文学奖，而被懂得德语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大力地推荐，最后终于令世人吃惊地折桂了。
其实，“见证文学”的最主要的代表，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但是他已经于1970年，年仅47岁的时候，因为背负沉重的集中营生活的阴影，而自杀身亡了。他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曲》是最有名的代表作。在他的诗作中，面对历史浩劫摧残生命的现实，那种力压千均的重的感觉和黑暗的感觉到处都在弥漫，几乎使人都透不过气来，所以，保罗·策兰最后选择了自杀，也和他用一种重的态度看待纳粹迫害犹太人的那段历史而无法最终排解有关。
在保罗·策兰选择了自杀之后，随后的一些年，另外几个属于同样的幸存者文学范畴的东欧作家，也先后自杀或者谢世，目前几乎只剩下一个个凯尔泰斯。而且，他的年纪也大了，也许过不了太久就会谢世。所以，给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见证文学”的一种追授，在他的背后，确实还有包括保罗·策兰在内的很多作家的苦难的身影。他们用一种无比沉重的文学美学表达，深深地把犹太人遭受的历史创痛用文字留影了下来。
从对最近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的对象的观察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有着十分确定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它实际上是一种古老的欧洲文化精神的体现。他要求知识分子一定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不和任何权力媾和，要有艺术创新的勇气和想象力，也需要有知识分子的不向任何威权势力低头的姿态。作家的独立精神和独立创造的能力，是这个奖的最重要的尺度，所以，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都使我们得到了一次提醒，它不断地提醒各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必须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勇气。
这些都是题外话，但是，却和这本《说谎者雅各布》密切相关。《说谎者雅各布》和上述那些见证者文学的沉重不同的是，它竟然化重为轻，以一种几乎可以说是黑色幽默和笑的悲剧的形式，把历史血红的记忆涂抹上了一层希望的亮色，让人们在无比绝望的环境中看到了希望依稀的身影。这样的小说，它的美学特征是一种喜剧般的举重若轻的方式，把历史中最为沉重的对生命的毁灭赋予了希望。这就是羽毛般飞翔的一种希望的轻灵，人类是需要这样的轻灵的希望的。
我来简单地复述一下这本小说的故事情节：在犹太人聚集区中被封闭的犹太人雅各布，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苏联红军进逼集中营的消息，从此，雅各布开始了担当收音机的职能，开始给那些在犹太人封闭区里煎熬的人编造自己有一个收音机，每天他都编造一些令人振奋的新闻，让所有限制行动自由的人们，都开始对他每天发布的新闻感兴趣，开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正是这种喜剧般的情节，强调了希望带给人们的变化：犹太人聚集区的自杀现象立即减少了，而且，所有的人最终相信自己能够得救。一个善意的谎言，成为寄托聚集区所有的人的脆弱的绳索，大家都相信雅各布收音机里的消息。
于是，各种各样的人也展现了不同的选择。小说塑造了很多鲜明性格的人，也描述了他们不同的命运。最终，小说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一个是相当灰暗的，雅各布试图逃出犹太人封闭区，但是最后被纳粹的哨兵打死了；另外一个是实际的结尾，最终雅各布和其他所有的犹太人一起被送往集中营。至于在集中营里面的命运，不说我们也知道是个什么结局了。
《说谎者雅各布》和很多上述别的作家和诗人涉及的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史实，描绘的都是人类非常野蛮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中充满了对个体生命的伤害和人类基本尊严的侵犯。对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