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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九死一生，拼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筹划，期其必成；到了时急迫，也只得以生命为赌注，成败在所不计，顾不得了许多。起义的日期，已经从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从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后，又一度宣布了暂停举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后，却又决定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叫留在香港的都来。改的次数，的确已经够多的了，况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两个机关于警察挨户搜查之时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他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痛快地干一干。
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黄兴的进攻总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陈炯明与胡毅生所分别率领的三路能够一齐动作，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然而这三路都不曾动作。因此，事后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对于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便颇有责备之词。姚在三月三十日因无辫被捕，于若干天以后由吴雨苍以“平远公会”的名义保释出来，到了新加坡，才看到黄、胡二人的报告书，便分别写信给黄兴、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要求他们都来新加坡，约集各方同志，开一个评判大会。这时候，黄兴、胡汉民二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了姚、陈、胡三人的委屈，而各方同志也主张化除误会，于是这评判大会便始终没有召开。
他们三人的委屈是什么呢？笔者从曹亚伯及别人的记载中，略为集得了一些间接的史料，在此代为说明。（陈炯明晚节不终，可惜而不足惜。但是，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未曾行动，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应该交代个清楚，不可与他的晚节混为一谈。）
原来，香港方面在二十七日打来的电报，叫改在三十日起义，不仅黄兴看到了，陈炯明也是知道的。陈炯明跑去告诉胡毅生，说“改期了，改在三十。”
胡毅生在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时，也听到有人告诉他，说：“黄兴已经决定，倘若官兵不进到（小东园）屋于里来搜捕，他可以相机等待（香港）来的大众。”胡毅生轻信人言，就跑到自己在城外大川圳的机关，叫自己所率领的选锋不要进城。
姚雨平似乎并不曾看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或是虽则看到了而知道黄兴不想把起义改在三十日。姚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已经在他的机关“嘉属会馆”，集合了新军与巡防营的“选锋主要人”，面授发难方略，同时派了吴雨苍去了始平书院，拿了黄兴的条子领枪枝炸弹。吴雨苍领不到，回来嘉属会馆，向姚雨平报告。姚雨平又派郭典三去，仍旧领不到，空手回来了。姚雨平十分着急，就亲自偕同郭典三与另外两位同志（黄嵩南和邱锦芳），到小东园找黄兴。黄兴派了陈其尤，陪姚等三人又去始平书院一次，姚这才领到枪枝炸弹，装好，雇了四乘轿子，抬向嘉属会馆，走到城边，归德门已经关闭。姚等进不了城，只得又把枪枝炸弹抬回始平书院，交还。姚等三人每人取一枝手枪，步行到双门底，想迎接巡防营的大批同志而见不到他们，而且这时候已经是下午黄昏时候，革命军已经起义而败散了。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黄兴率领革命军选锋一百三十人，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吹螺角的有四位同志，其中一位姓名今已无考，其余的三位是林时塽、何克夫、刘梅卿。他们四人左手拿着螺角，吹出呜呜然的悲壮声调，右手拿着手枪，身上挂了刀，背了炸弹，臂膀上缠有白布。跟随他们的，都是一样地短装打扮，扎了裤脚，有手枪，有炸弹，有刀。朱执信本不是选锋，他穿着长衫来到了小东营，自动加入，一时没有短装，便剪去了长衫的下半截，夹在队伍中走。
迎面来了三个巡警，意图盘问，被革命军打死一个，赶走了两个。
革命军到达总督衙门的门口，有几十名卫队守住。革命军向他们喊话：“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就请举手。”卫队不答话。林时塽与两三位同志冲锋，先用炸弹，后用手枪。打死了卫队管带金振邦与几名卫兵，攻进二门，多数的卫兵退入卫兵室，少数的卫队在二门还击。被革命军打散。黄兴本人与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由侧门冲进，转入大堂、花厅、内室，不见一人。总督张鸣岐已经和眷属、仆从由后面溜走（溜去了水师行台）。黄兴等人见里面起火，回到大堂。遇见卫兵一排，对他们放枪，黄兴藏身在柱子后边还击，双手各持一枪齐放，杀死了几个卫兵，冲出。出了东辕门，李准的卫队已到，以“跪倒”的姿势对他们迎击。林时塽向他们喊话。话投有喊完。脑部已经中弹，仆地阵亡。除他以外，在总督衙门内外阵亡而姓名可考的，另有杜凤书等九人。
黄兴右手断了两指，脚上也有轻伤，黄所率领的选锋，据黄自己回忆，本已留有一队交喻培伦率领，守住总督衙门门口，此刻已无踪影。事实上，喻的任务，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后边。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喻带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炸破了衙门的后墙进去，衙门里已无一人，找黄兴也找不到，在衙门旁屋找到了十几个同志，带去大石街。
黄兴的大队，与李准的卫队交锋以后，分散为若干小队。其中，除了这十几个被喻培伦带走的以外，黄兴自己已经带了十几个人，包括朱执信、方声洞、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罗仲霍、何克夫、李子奎、郑坤，想走出大南门，去迎接巡防营。他们走到双门底，遇到几百名巡防营的兵迎面而来。在距离只有一丈左右之时，对面的军官用广东话说了几句，方声洞扳动手枪，将他打死，双方互射了一阵，打死了巡防营的兵十余名，方声洞与华金元、阮德三阵亡，徐国泰、朱执信二人负伤。徐国泰被俘，其后就义；朱执信逃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中，出险。
被方声洞打死的军官，是温带雄。他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之一。他所率领的兵属于顺德三营的先行一营。他与另一同志、哨长陈辅臣，在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亲自到城内买了白手巾三张，回到营里，分发给兵士。他命令大家提前吃晚饭，准备在饭后五点半钟的时候出发。
这时候，刚好李准派了传令兵来，叫他进城打革命党。他说：“这是天授的机缘，让吾党成功。”他把传令兵扣留，下令全营整队进城。
他计划出其不意，把部队开到水师行台（水师提督的行营），活捉李准。因此之故，他暂时不叫大家把白布缠在臂膀，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南门，进入水师行台。
走到双门底，他的这一营与臂缠白布的十几个革命党人相遇。他用广东话向他们说：“兄弟，兄弟！”他的兵，也有十几位同时在喊：“兄弟，兄弟！不要走开。”可叹的是，方声洞不懂广东话，又见到他们臂无白布，举起手枪就打。打死了他，同时也消灭了这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机会。
双方互射了一阵，黄兴的十几人，死了三个，被俘了一个，其余的被冲散，只剩下黄兴一人，藏身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为掩蔽，继续向外射击。
十几分钟以后，温的兵士群龙无首，散走。陈辅臣在行军的行列之中担任殿后，听到枪声，伏在地上，因此而不曾被打死。他无法走到前面，向黄兴等人解释。他和温带雄均不认识黄兴，而只是久仰其名。
温的兵士散走以后，黄兴被洋货店里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五仙门直街（出大南门），雇了一个小艇，渡了珠江，到了“河南”的东头，上岸步行，在九点钟左右经由漱珠桥到了溪峡，摸索到贴了红对联、伪装办喜事的一个革命机关“胡宅”。住在这个机关之中的，有女同志徐宗汉。一会儿，徐宗汉从外边回来，替他洗了、裹了创口。第二天早上，徐宗汉出去买药，刚好遇到赵声。赵声此时从香港乘船来到广州，听说革命军已经在昨天起义失败，正在到处找机关，找同志，一时迷了路。走到溪峡，和徐宗汉碰上了。徐宗汉把赵声带回“胡宅”。赵、黄二人相见，抱头大哭。两人谈了许多有关善后的事。到晚上，赵声先搭夜船去香港，黄兴在四月初一的晚上搭船。由徐宗汉陪着他走。
何克夫、李子奎、郑坤三位同志，在双门底与巡防营交锋，被冲散以后，走到观莲街，与清兵的“中协”何品璋相遇，李子奎一枪打死何品璋。他们继续走，走到寺前街，又遇到一百多名的巡防营的兵，打了一阵，李子奎中弹，走到高第街，仆地而死。郑坤也负了伤，出了大南门，进入一家店铺，店主人不仅赶他走，而且大声嚷叫，说他是贼。他一时情急，夺了这店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从容不迫地走到戏院去看戏，看完了戏，安然脱险。何克夫也出了大南门，附近有他的一家亲戚，他便走进这亲戚家，住了三天，脱险。
徐维扬率领花县的会党同志四五十人，于追随黄兴攻到总督衙门之时，奉命去小北门，迎接新军的同志。他们走不了多久，有大队敌兵分两路杀来。徐维扬也把同志分为两路去迎敌。第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迎战水师行台之敌；第二路由徐满凌率领，迎战观音山之敌。
徐维扬自己所率领的第一路，走到司后街，与水师行台来的敌人交锋。打了一会儿，敌人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留下若干人，自己带了其余的人由小东营、都府街、舒荣街、二牌楼，绕到敌人的后边，对水师行台夹攻。不幸，敌人的援兵已到，徐部攻不下水师行台，转战到附近一处地方，遇见李文甫等几个人。李文甫是首先攻进总督衙门的数人之一，极其勇敢，不知何时与黄兴的大队相走失，此时便加入徐维扬的队伍，共同走向飞来庙，企图夺军械库，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徐维扬带了七个人走到三元里，回到城西，只剩下他自己与徐怀渡二人。徐佩旒等六人奉徐维扬之命回乡养伤，他们到了高塘车站便被俘，其后就义。在徐维扬的花县同志之中，除了徐佩旒等六人就义以外，另有徐广滔等四人在总督衙门阵亡，四人于水师行台之战被俘（其后被人保释了出来），两人在军械库之战负伤，而徐满凌所分统的各人尚未计算在内。李文甫于散后，带了几位同志由北校场向东南走去。李本人被俘，其后就义。
徐维扬部，由徐满凌所率领的第二路走到德宣街口与敌人交锋；退到莲塘街，和敌人巷战。有一位同志江继复阵亡。徐满凌带了一位同志走进大石街的机关部，遇到莫纪彭。莫纪彭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大石街机关部，劝宋铭与庄汉翘两位女同志和两个童子赶紧离开的。她们两人不肯走，莫纪彭向她们说了很多话，又写了一封绝命书托她们转交一个朋友，同时又把照料老母亲的事付托她们，她们这才依依不舍而去。因此之故，莫纪彭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正想回小东营，追随大队出发，而大队早已打过了总督衙门，分成若干零星小队，其中之一的徐满凌队已经走到莲塘街与大石街来了。
徐满凌与另一位花县同志，进入大石街机关部，见到莫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