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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做注解，不厌其烦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引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不满。中共五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猛烈批评，仅当选为中央委员，不久出任中共北方区委副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他进入江苏省委工作，积极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达到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努力，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无产者”社后，他一方面借口保护陈的安全，仅由他一人知道陈的行踪和住址，其他人只能将意见由他转交陈独秀，实际上他成了陈的总管；另一方面，他又在“无产者”社内，大搞小团体活动，利用其以往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其在“无产者”社内部的力量，达到架空陈独秀的目的。在“无产者”社的常委中，除陈独秀、尹宽、郑超麟、何资深之外，其他如马玉夫、蔡振德、杜培之、罗世凡、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
在四个中国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时，彭述之指使马玉夫、吴季严阻挠统一，被尹宽告知陈独秀。陈独秀一向对搞阴谋诡计的人深恶痛绝，立即撤换了马、吴二人，由自己和尹宽参加，加速了托派组织的统一。陈独秀为此与彭述之闹翻，两人关系破裂，连私人交情也荡然无存。据郑超麟回忆说，陈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往往容易走极端，他易于相信人，但失望后又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彭述之就是如此。有一次，何资深与陈独秀谈话，在讲到彭述之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其实空无一物。陈则鄙视地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①
陈独秀重新调整托派中央组织机构领导人后，在召集的一些会议上，两人又经常吵架，大会大吵，小会小吵，以致于常常弄得不欢而散。一次，陈独秀又冲着彭述之发火，大嚷大叫，我不愿和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在一起争论，我不要什么群众，不要你们，我干我的，你们干你们的好了，说完后拂袖而去。在场的人十分惊讶，赶紧跑去拉他，但还是拉不回来。彭述之急忙说：“他就是这种脾气，过去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也是如此。他这种家长式的作风，是永远也改不了的。”②这样，两人之间的疙瘩越结越深，矛盾愈演愈烈，以致最后决裂。即使是在陈独秀去世后，彭述之还写文章，说陈是“晚节不保”。由此可见，两人矛盾之尖锐，怨恨之深。
①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未刊。
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
尽管眼前困难重重，陈独秀仍然抱定决心，不遗余力地维持着托派中央的工作。似乎越是压力大，就越能激起他无穷的斗志，陈独秀就是这样一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
托派组织统一大会曾决定出版机关报，由王文元任主编，但不久王就被捕了。紧接着，托派机关在８月再遭重创，陈独秀忙于重整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宣传方面的工作。因此，一直到１９３１年９月５日，陈独秀才腾出时间来，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刊物《火花》，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不仅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得由他亲自操刀，而且编辑、蜡纸、油墨和纸张费用都靠他一手张罗。他利用 《火花》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文章。在 《火花》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一文，历数四年来国民党统治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对内大搞白色恐怖、对外摇尾乞怜的种种罪恶行径，号召“一切被压迫民众起来奋斗”，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反对国民党屠杀农民及共产党。在同期杂志上，他还以“独秀”署名，写了《国民党与统一 》统一是中国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文章，指出国民党 多年来不断内战和不能统一中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势力”和 “军阀制度”，只有工农“革命政权”是中国统一的惟一前途。
由此可见，陈独秀虽然成立了托派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但与梁干乔、马玉夫等人卖身投靠国民党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国民党仍然充满了愤怒，举起如椽大笔，猛烈抨击国民党，以至于国民党始终都把陈独秀当作危险的共产党首领予以通缉，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合作，才解除通缉令。
５
就在于陈独秀为重整托派组织而忙得焦头烂额之际，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巨大变化。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驻华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八”事件。张学良的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全部撤回关内，不到半年的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和蒋介石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民主救亡运动。到１９３２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达到了高潮。
对政治形势极为敏锐的陈独秀，再次表现出奔走呼号、宣传发动的天赋，连续在 《火花》、《校内生活》及 《热潮》等杂志和传单上，发表各类文章、宣言，强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御外患。陈独秀爱国御敌的拳拳之心，力透纸背，跃然纸上，体现了大敌当前作为一个爱国者的诚挚之情。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立即以托派中央的名义，在 《火花》上发表 《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１０月—１１月，他在 《火花》杂志上相继发表 《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对于现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坚定的战争》、《抗日救国与赤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和 《此次反日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痛斥侵华日军侵占东北，屠杀中国同胞的罪行，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揭露和批判国民党政府的投降政策。他认为，抗日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必须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足挡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并号召推翻国民党统治。
同年１２月５日，为了给抗日民主运动的主力之一——青年学生的有力支持，陈独秀又创办了《热潮》周刊，自任主编。这是陈独秀一生最后一次自办刊物。在 《发刊词》中，他满怀激情地指出，２０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种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然起伏跌宕，但其势力之迅猛，将没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住，特别是两种热潮的合流，将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现在正是中华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的时期，我们要努力以我们的热潮湮灭帝国主义的凶焰。最后，他表示：“本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从创刊到“一·二八”抗战爆发前停刊，《火花》一共出版了７期，数量不算多，影响却比较大，尤其是“时事短评”和“评论”类的文章。这７期《火花》共有１０２篇“时事短评”，都出自陈独秀之手。“评论”文章共计４８篇，其中陈以“顽石”、“三户”笔名发表的文章就有１２篇之多，而且每期的首篇都是署名为“顽石”。几乎可以说，是陈独秀一个人在支撑着 《火花》，当然为杂志写稿的还有彭述之、刘仁静等人。有一次，刘仁静问陈独秀：“你用的笔名 ‘顽石’有不屈不挠之意，而 ‘三户’作何解呢？”陈笑了笑，答道：“看你这个博学之士，难道你忘了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典故吗？”听陈如此一说，刘仁静恍然大悟，原来陈独秀取的这个笔名有很深的用意，暗含着自己力量虽小，但将来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此外，中共中央机关曾设在“三曾里”，那里只住了三户人家，陈用“三户”的化名似乎也含有怀旧的意思。
在这些文章中，陈独秀以他一贯辛酸泼辣的笔调，针砭时弊，篇篇文章似匕首、投枪，刺向当政的国民党和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军国主义。他愤怒控诉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内战、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揭露英美等国袒护日本、不惜牺牲中国的真实面目，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
１２月１５日，在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汪精卫上台后，一面打着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面高唱边抵抗边交涉的滥调，以欺骗民众。但是，仅仅三天后，汪精卫集团就在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屠杀手无寸铁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即“一二·一七惨案”，彻底暴露了其投降媚日的反动政策。
闻听此事件后，陈独秀当即决定２０日的《火花》第４期作为“一二·一七血案专号”推出，全方位报道这个惨无人道的血腥事件，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他在该期杂志上发表两篇重点文章，分别是署名“顽石”的《 一二 ·一七”与“三·一八”》，和署名“三户”的《“一二· 一七”与改组派及国家主义派》。他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汪只是替蒋介石做了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国民党政府“死刑”。
１２月２６日，陈独秀在 《热潮》第五期发表 《谈谈“越轨行动”》一文。他针对国民党政府指责学生的爱国请愿活动为“越轨行动”，热情歌颂了学生们的革命行动，指出“只有 ‘越轨行动’即以武装抵抗，才有死里逃生救祖国危亡之可能，非 ‘越轨行动’的交涉，只有断送东北三省，更进而断送全中国。”“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这一 ‘越轨行动’乃是必要的……我们应该高声大喊 ‘越轨行动神圣’！”此后，一直到 《热潮》停刊，每一期都有文章报道和评论学生运动，可见陈独秀对爱国学生运动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与此同时，陈独秀还在积极宣传他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上海“一·二八”抗战为界，他的政治主张随着形势的急速发展而前后有所不同。
“一 ·二八”抗战以前，他主张，抗日救国只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的奋起自救，千万不能依赖现在的国民党统治阶级，并且强调“我们三四万万有历史，而且有文化历史、革命历史的中国人，能说没有力量吗！除开少数卖国的军阀、官僚、奸商和豪绅等寄生虫，还有多数爱国的民众，……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湮灭帝国主义的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