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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八”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热情，鼓舞了满腔热血都已沸腾的陈独秀。他在政治主张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形势的发展走向也作出更为激进的估计。
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日，上海及全国各阶层掀起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高潮。陈独秀在淞沪抗战爆发后的次日及第三天，相继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两份油印传单。他大声疾呼“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立即召开“上海市民众代表会议，组织紧急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帮助抗日的武装队伍！”当凇沪抗战被国民党政府破坏后，陈独秀又发表了《为日军占领凇沪告全国民众》的传单，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纵敌卖国”六大罪状，号召“全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地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提出“全权的国民会议”，此时他显然认识到以往的“国民会议”是存在缺陷的，是依托在国民党政权下，仰人鼻息的附属物。因此，他认为，现在“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绝不能仅“限于 ‘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 ‘革命的民众政权’”。
正是由于陈独秀在各种文章中，一再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政策，号召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因此，
１９３２年 １０月，他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就以他写的文章为依据，判他为鼓吹抗日反对政府的“危害民国”罪。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陈独秀曾主动向中国共产党抛出了橄榄枝，想缓和与中共严重对立的状况。大敌当前，国难日深，陈独秀奔走呐喊，一再呼吁全国各阶层联合抗日，他当然不会无视拥有独立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他越来越认识到，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书生，是谈不上真正抗日反蒋的，而必须与中共合作抗日才能有胜利的希望。
上海“一·二八”抗战后的一天，陈独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对彭述之、罗汉说，尽快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两人均表示同意。陈要罗汉负责联系事宜。此时王明已去苏联，张国焘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负总责，而且中央机关的联络地点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罗汉想方设法找到施卜君的夫人，通过她，才将陈独秀等人的信转交给中共中央。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实际上已处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控制之下，所以中共中央接到信以后，未予理睬。陈独秀哪里知道，在 １月９日中共中央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已经把中国托派与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第三党相提并论，当作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向共产国际汇报了这件事情，表示：“取消派（指中国托派 ——引者注）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 ‘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９－１９３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陈独秀自然不可能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对他的去信有如石沉大海感到有些遗憾和不解。
６
中国托派一直是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即使在１９３１年５月实现统一后，也是派中有派，四分五裂，彼此之间互相攻讦，争斗不断，并未在中国政坛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在陈独秀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的同时，他与托派内部的一些极左派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托派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决议中，陈独秀要求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并要在正式军队做分化运动，使之脱离国民党的支配，而成立反日反国民党的义勇军。……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立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决议还主张在抗日、反蒋问题上，可以与自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行动”。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此前对红军的诋毁和污蔑态度。
会议在讨论陈独秀起草的决议时，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其中以陈岱青为书记的上海法南区委和刘仁静最为激烈。陈岱青早年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担任法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也成为托派在上海最有影响的区委。在陈岱青手下还有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他们都极力反对陈独秀的观点。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计是过分幼稚和可笑的，“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他们特别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共同行动”策略和对红军态度的转变，认为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即斯大林——引者注）派的主张”。素以中国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也批评陈独秀提出的“组织苏维埃”是不切实际的“空谈”。他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完全是一码事，指责陈独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
针对陈岱青等人和刘仁静的指责和攻击，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警告他们不能走到取消主义的另一个极端，批评他们曲解和反对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反对与苏维埃红军“会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最后，他指出，陈、刘等人“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
陈独秀与法南区委及刘仁静的争论，都登载在托派内部刊物 《校内生活》第３期上。争辩双方都打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旗号，来攻击对方是机会主义，标榜自己才真正是托洛茨基理论在中国的忠实执行者，都有些自吹自擂的味道。
以陈岱青为首的法南区委自恃在上海根基牢固，影响大，不仅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拒绝向基层散发托派常委的宣传文件，而且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接受托派中央常委的屡次警告。对此，陈独秀不得不动用组织制裁手段，撤销了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接着又解散法南区委，扫除了内部极左派反对堡垒的障碍。
与此同时，北方最大的托派组织——北方区委，也不赞同陈独秀代表常委起草的决议案，并因此分裂成以赤声（汪泽楷）为首的旧临委和以晴光 （任曙）为首的临时工作委员会两派。两派互相对峙，彼此攻击，闹得鸡犬不宁。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三次作出决议，批评前者是右倾“取消主义等待的路线”，批评后者的极左思想和分裂组织的错误，要求两派立即纠正错误，实现合并。对于陈独秀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两派都不满，加以抵制。为此，陈独秀于４月份召开托派中央常委会议，特地派刘伯庄去北平调解。汪泽楷曾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彼此之间互不买账。刘伯庄曾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候补中央委员，资历比汪、任两人都老。陈独秀原以为刘一去就能马到成功，促成两派团结合作。但刘到了北平后，发现两派之间的矛盾远比在上海的陈独秀想像的要复杂得多，多次调解都不得要领。同年６月，夹在两派之间受气的刘伯庄，一气之下跑回了上海，不再出面，只是给托派中央常委去了一封信，声称：“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陈独秀见特派员去了仍不能说服两派组成新特委，恼羞成怒，立即给擅自回上海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并且给任曙以警告处分。但是，北方区委仍然我行我素，拒不服从托派中央的指示。陈独秀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天高皇帝远，他也无可奈何，这件事最后还是以不了了之收场。
除此以外，托派中央常委中的另一位常委彭述之，也对陈独秀提出的推翻蒋介石之后建立“民众政权”主张表示异议。他认为，“民众政权”的提法，“不能表现政权的阶级性”，目前“在宣传鼓动上不应该涉及政权问题”，在没有发展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时候，“不应该喊出 ‘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只要提出“反蒋”就可以了。而且，彭述之还四处散布对陈独秀不满的言论，私下告诉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现在以托派常委名义下发的一系列文件，往往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并不代表其他常委的意见。对于陈独秀的许多观点，他都不敢苟同。正因为如此，法南区委和北方区委，才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跟陈独秀顶撞，拒不执行托派中央的有关文件和宣传口号。
陈独秀对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批判，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他要统一托派意见，就是想形成一股合力，在抗日民主救亡运动中趁势发展成为与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相抗衡的力量。但由于他一贯独断专横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喜欢摆老资格，动辄以托派中央常委的名义来打压不同意见的人。因此，他不但未能统一意见，结果还适得其反，反而使托派组织更加四分五裂，最终成为历史的尘埃。同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虽也不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