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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得其反，反而使托派组织更加四分五裂，最终成为历史的尘埃。同时，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张，虽也不乏一些灵光一现的思想，但终究与当初创立中国共产党时那般惊世骇俗、叱咤风云不可同日而语了。无情总被风吹雨打去，当后人再回首这段历史时，除了依稀还能听到他几句争论的声音外，似乎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痕迹。
第四章 被捕与公审
１
革命总是与风险相伴随的。陈独秀一生，漂泊各地，奔波革命，并因此屡遭反动当局的通缉与追捕。被捕入狱前后共计５次，监押的时间长达５年以上。
这５次被捕，均发生在陈独秀一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如果说，从１９１３年的第一次被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英勇献身精神；那么，１９１９年第二次被捕和营救的历史事实，更生动地反映了陈独秀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中的显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而 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的第三、第四次被捕与营救的经过，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从一大到二大前后，在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下，推动着中国革命迅速发展，并表现了当时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为推动和保护革命力量所做的努力；从１９３２年的第五次被捕和监押近五载的漫长岁月，特别是他在法庭上的抗辩词与自撰的《辩诉状》中，我们更可以看到后期的陈独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豪迈气概。
陈独秀的第一次被捕，发生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二次革命”失败后，时间是 １９１３年，地点在芜湖。
辛亥革命前后，从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就积极投身到反清、反帝的火热革命潮流中。他一方面创办各种报刊，撰写许多爱国反帝、针砭时弊的文章；另一方面，又先后组织过多种反清、反帝的团体，如青年励志会、岳王会、抗俄义勇队、亚洲和亲会、中国青年会、欧事研究会等等。陈独秀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怨恨，使他多次受到通缉和追捕。
１９００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即因反清言论而为当地警察所追捕，使他不得不离开求是书院而逃往南京。不久，他又返回家乡安庆，创办“藏书楼”，公开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宣传反清思想。为此，年藏书楼被查封，陈独秀被通缉，乃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日本，他又同张继、冯自由等组织反清爱国团体“中国青年会”。不久，因参与剪掉清政府驻日学监姚昱辫子的活动，被遣送回国。从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１２ 年１０年间，陈独秀在安庆、上海、芜湖等地，先后倡导、创办了“安徽爱国会”、《爱国新报》、《国民日报》、《安徽俗话报》以及岳王会等革命团体和报刊，并以主笔的身份，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激进文章，积极投入了辛亥革命前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辛亥革命后，陈独秀被安徽都督柏文蔚慕名委任为都督府秘书长。１９１３年７月１２日，李烈钧等人在江西宣布独立，兴兵讨袁，标志着“二次革命”爆发。曾于同年６月底被袁世凯免职的柏文蔚立即由上海返回安庆，再次出任安徽都督，陈独秀继续担任都督府秘书长。随即柏文蔚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安徽独立，响应讨袁。不久，柏文蔚部下的一个旅长胡万泰叛变，倒向袁世凯，率兵攻打都督府，柏文蔚被迫离皖，逃到南京，８月７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陈独秀逃亡到了芜湖，与原柏文蔚部下的一个师长袁家声一起，声讨当地驻军龚振鹏没有率部救应，指责龚“按兵不动，是何居心？”龚振鹏恼羞成怒，急命部下将陈、袁一起绑了，“拟即枪决”。①陈独秀临危不惧，并“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② 由于陈独秀在皖已很有名气，范鸿偃劝告龚振鹏，陈独秀不能杀，但龚不听。时任皖军副司令的旅长张子刚，闻讯后，急忙率领手枪卫士赶到龚振鹏司令部，准备实行兵谏，才使龚未敢立即下手。在南京的柏文蔚获悉后，也火速赶往芜湖，亲临解救，陈独秀才幸免于难。陈独秀获救后，急偕高君曼避往上海。次年，他再次东渡日本，继续投入了反帝爱国斗争。
①柏文蔚，《五十年经历》，未刊。
②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 《大公报》 １９４２年６月４日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爆发后的１９１９年６月，地点在北京。
１９１５ 年，陈独秀再度由日本返回祖国。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袁世凯复辟帝制，思想文化界等尊孔复古逆流十分猖獗，乌烟瘴气，中国社会更加黑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面对这种昏暗的时局，陈独秀于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 日，在上海毅然创办了著名刊物 《青年杂志》（１９１６年第２卷１起改名为《新青年》——引者注）。《新青年》高举“民主”与 “科学”两面大旗，冲决封建网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迅猛发展。１９１７ 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沪迁京。１９１８年１２ 月，陈独秀又同李大钊等创办另一著名刊物《每周评论》。即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在陈独秀周围，团结了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新思想界名将，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向封建势力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共同研究，亲自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和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三个手握重兵的皖系军阀将领等六人的官职，并驱逐出京等五条要求。并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宣言》印好后，第二天，陈独秀就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喝茶的人群中去散发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①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为“扔炸弹”，严命警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又约了邓初 （邓仲纯——引者注）和高一涵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陈独秀到新世界后“见戏声援场、书场、台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于是，陈独秀与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他们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撒下去”。由于陈独秀一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所以当晚１０时许，当陈独秀正在屋顶花园散发传单时，立即被警察逮捕。当夜，反动当局又派出大批军警，围抄了陈独秀住宅，抄去书籍、信札等。陈独秀被捕后，在学生界、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全国各大报刊，如 《晨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申报》等，纷纷发表消息，刊登评论和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学生们的营救电函，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北京学生给警察厅的公函中说：这只能“激起全国学界再起波澜”。上海工业协会在电报中说：“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章士钊也在一份电报中说：“讵可复兴文网，重激众怒。”毛泽东也在 《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并说：“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陈独秀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①９月１６日，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警察厅同意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独秀出狱后，北大同学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在 《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中，把陈的出狱描述为“光 明复启”，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风吹散在遍地”。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应邀到武汉讲演，国内各报均以大字刊登，陈独秀的影响更大，社会声望更高了。对此，北洋军阀政府更加不安，立即派军警到陈宅门前监视，企图等他回来时再加逮捕。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立刻商量对策，派人到火车站将陈接至同乡好友、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避风声。１９２０年１月，李大钊化装成外出收账的商人模样，雇一辆骡车，亲自将陈独秀送至天津，陈即由此乘外轮前往上海。从此以后，陈独秀在上海开始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① 《宣言》原件在上海中共 “一大”纪念馆，又见 《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４日。
②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③ 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
第三次被捕是在中共成立仅３个月之后的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地点在上海。
还在李大钊陪送陈独秀去天津的路上，两人即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陈独秀到上海后，继续主持 《新青年》的出版，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宣传，为建党进行各种准备。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经李大钊介绍，来沪与陈晤谈。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于２月至８月，在上海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并被推为书记。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
经陈独秀、李大钊分别与各地先进分子联系，相继在北京、武汉、长沙和济南等地，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１９２１年１月，陈独秀受广东省长陈炯明之邀，担任了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长，指导重建了广州的党组织。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１３人。陈独秀因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任职，不能离开，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会议最后仍一致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的职务，于９月回上海专做党的工作。当时中央局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开会便在陈独秀的寓所老渔阳里２号。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组织壮大工作的时候。 １０月４日下午２时许，有三个陌生人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 《新青年》杂志。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门外来了两部汽车，从车上跳下来几个人声称是租界巡捕房的，执行公务。接着，不由分说地把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合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５人押上了汽车，同时将屋内的《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也搬上了另一部汽车。便衣继续守在陈宅，待捕来访者。陈独秀被押到法租界巡捕房后，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随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和 《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主编邵力子去陈家访问时，也被捕房布置在陈宅附近的便衣抓了进来。褚辅成到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就拉着他的手说： ‘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这一下陈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