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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之拉上了关系。何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１２０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打响了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提升为１７９师师长，因作战负伤，在汉口治疗。何基沣给陈独秀留下的印象很好，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骄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在与何的交谈中了解到，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不力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治疗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与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里去，对士兵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会。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但是，王文元、濮德治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
“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 ‘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治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基沣的湖北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士兵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此时的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借他的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积极与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共同目标的抗日联合战线，与正在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共产党争夺“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此举又遭到王文元、濮德治的反对，他们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两人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出席由第三党、全救会、桂系反蒋派和陈独秀派组成的“四派联席会议”时，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携家属逃难到武汉，与陈独秀住在 起，陈又派罗汉出席“四派联席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陈独秀又派濮德治去河南大学请罗章龙，亲自写信给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而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复兴事业”。罗章龙曾与何孟雄等人发起“调和运动”，反对开除陈独秀的党籍，与陈独秀也可算得上是知行之交。
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 （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机政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陈独秀还把这种立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１日登载在报纸上。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陈独秀“脱离托派的声明”。
陈独秀的行动，引起了上海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经过讨论，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通过了一个所谓 《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 ，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 ‘超党’的，即 ‘超阶级’的立场”。“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接着，又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提纲”还认为陈独秀“所以远离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走到了如此的机会主义，主要是他自出狱后希图无条件地保持自己的 ‘公开地位’，因而不得不向国民党妥协，不得不向斯党（指共产党—— 引者注）表示让步……”最后还说，陈独秀“要想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首先必须考虑他所幻想的 ‘公开地位’，进而考虑他近来全部思想错误的根源，否则他的错误将跟着时间前进至于不可收拾”。就这样，双方的关系因此而“决裂”了。
①犀照，《活的少数派要在依附死的陈独秀》， 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②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 页。
③《保卫马克思主义》 （托派油印小册子）卷 １ 第７页。
其实， １９３８ 年 ３月陈独秀发表的那个所谓“脱离托派的声明”，只是他自己企图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的策略。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被迫实行抗战，中国共产党也相应改变了“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托派却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起着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于是托派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所以，陈独秀想利用他原来的声望，利用他５年坐牢表面上与托派断了联系的条件，在国民党统治区独立开创一个局面，去团结广泛的民主势力和插手军队，因而必须声明他与托派无关。但是，这个开创新局面的努力，他并不否认依然是托派的事业。看来，他是想待局面打开有了基础之后，再来纠正和说服托派临委。这个秘密是当时与陈独秀一起尝试开创新局面的王文元透露的。当陈独秀要派人到何基沣部去做政治工作时，王文元说：“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发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班工作人员。”而陈独秀则讨厌上海的那帮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
①王文元， 《双山回忆录》，第 ２４，２３９页。
②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 ２４，２３９页。
然而，陈独秀在武汉的努力，并未得到了什么结果。他插手军队，派王文元等３人去何部工作，可是当他们把平汉路的车票买到，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蒋介石免除师长职务，“着毋庸回任”。这就使他的军事图谋落空了。因为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仍受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的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的眼睛，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
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打击接踵而至。陈独秀写信招高语罕来武汉，高语罕迟迟不来；派濮德治去郑州请罗章龙，罗表示婉言谢绝：“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托匪汉奸”事件的影响，使那些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陷”，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濮德治、罗汉等人，也先后离他而去。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期望再展宏图的计划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常使英雄泪满襟。
面对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陈独秀自己也不得不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隆隆炮火声中，带着几多的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第八章 不觉辛苦乱离中
１
早在 １９３８年春，陈独秀即有离开武汉之意。
他在２月１１日给何之瑜的信中说他“决计入川”，“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也拒绝了。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注）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王文元等人劝陈独秀去香港，以便脱离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不予考虑，理由是：
“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便自动放弃了身份了。”
①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
可见他所以选定入川，还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但由于特汉奸”事件的影响，他被迫耽搁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６月，武汉形势开始紧张，陈独秀请包惠僧帮他找船，打算离鄂入川 。川资是以前刘辅 给的５００元钱。包惠僧从南京到武汉时，陶希圣拿出２００元钱交给包惠僧，请他转交给陈独秀，说是北大几个同学凑的，陈独秀非常高兴，说：“是北大同学给我的，不好不收。６月１２日日军侵占安庆。陈独秀请包惠僧找了一条军用火轮，先将刚从安庆逃难来武汉的嗣母谢氏（陈昔凡夫人）、儿子陈松年、儿媳窦珩光和春天才出生的孙女长玮送到四川宜昌。当时谢氏已是７６岁高龄，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