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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 月９日）。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楼下，条件较好，室内敞亮，堂厅放有一张方桌子，偶尔陈独秀兴致来了，就在方桌上挥毫作书赠人。陈独秀曾在此为邓仲纯写了一副篆书对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因为邓仲纯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酷爱中国古诗文。堂屋厅前有一棵槐树，天热时，陈独秀和家人喜欢坐在树下纳凉，老远就能看见从江北重庆来的轮船，乘客上了江堤，从郭家公馆门前就能望见。陈松年到重庆后，为了生计，和安徽同乡邓季宜、潘赞化等人筹办“江津九中”。因为原安徽国立二中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津九中”而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及学生。不久，陈松年一家也随该校搬到江津城外德威坝，松年也在九中总务处谋得了一份工作。但薪资微薄，加上当时物价飞涨，故全家生活并不宽裕，勉强糊口而已。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从各方迁来江津。
１０月１９日，是鲁迅逝世２周年纪念日，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办纪念会，住在江津白沙镇的台静农受老舍之约，到会作鲁迅生平的报告。次日下午，台静农到江津“延年医院”看望同乡好友邓仲纯。台静农是安徽霍邱人，热爱文学，１９２２年中学毕业后即去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１９２３年转入北大国学研究所为研究生，半工半读。１９２７ 年即出版小说集 《地之子》，是鲁迅指导下出名的四骁将之一，深得鲁迅赏识。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就选了他写的《红灯》、《新坟》等四篇小说。１９３０年秋，加入“北方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常委。１９２８ 年——１９３４年，曾因“共党嫌疑”三次被捕入狱。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先后在北京辅仁大学、福建厦门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国文教授。抗战爆发后，转移到大后方四川江津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邓仲纯是他在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
陈独秀和台静农的父亲是同乡熟人，当时正好都在邓仲纯家。陈独秀是第一次见到台静农，非常高兴，当即邀他一同去看柏文蔚先生。柏当时也到了江津，住在一家客店里。他们看到柏文蔚时，只见柏留着长长的胡子，用红头绳扎起，戴着僧帽，看上去像个江湖道士，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威武形象。辛亥革命后，柏文蔚任安徽督军，陈独秀任军政府秘书长，两人曾共过事。多年未见面，免不了彼此叙叙旧。从柏文蔚那里回到邓仲纯家后，台静农与父亲将要回白沙镇。临别时，台静农父子希望陈独秀能去白沙镇玩玩，说那里迁来了国民党的不少机关。正巧白沙镇的聚奎中学举行成立６０周年校庆和创办人邓蟾秋７０大寿庆典，不妨到那里去看一看。邓蟾秋也来对陈独秀“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几次要我请先生去一趟白沙镇，住一段时间。”于是，陈独秀就决定和潘兰珍一起去白沙镇小住一段日子。
几天后，陈独秀和潘兰珍乘船去白沙镇，从江津到白沙镇水路要走三个多小时。船到时，台静农父子早已在岸边等候。台静农住在江边柳马冈的一栋小别墅里，陈独秀夫妇入住台家后，因台静农酷爱书法，故早已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请陈独秀赐墨宝。陈独秀在四尺宣纸上写了几行草书，说：“多年没有玩此道了。”台静农见陈独秀的行草雄健浑成，十分惊异。陈独秀高兴，又写了一幅对联：“尘起忽惊诗在眼，醉归每见月沉楼。”前句是明人诗句，后句是陈独秀自己的。他说：“这是我早年写的。”台静农非常惊讶，这么久了，他还没有忘记，因而十分佩服陈独秀超凡的记忆力。题款时，陈独秀称台静农父亲为“父”，其实陈独秀比台静农父亲还大３岁。台静农心想这也许是老一辈人自谦的风范吧。从此以后，他很敬重陈独秀，自称为陈的“私塾弟子”。
次日，到了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热情地请陈独秀到校礼堂给中学师生讲话。陈独秀穿了往常的蓝布长衫，外面套了一件马褂，足穿青布白底鞋，和周光午并行到礼堂。这是校董邓蟾秋１９２９年修建的，形式模仿罗马歌剧院，结构模仿重庆的大剧院。邓蟾秋捐献了１００００多银元，所以门匾上有“鹤年堂”三字（邓蟾秋名“鹤年”）。陈独秀仔细看了看，连声说“写得好”。礼堂占地１００平方米，可容纳１４００人，号称川东第一大礼堂。师生们见到当年的北大文科学长、五四时期如雷贯耳的陈独秀这样的大名人，竟然到偏僻山村学校来了，十分好奇，纷纷起立，鼓掌欢迎。周校长说：“陈先生是教育前辈，今天来到聚中是大家的荣幸。”
陈独秀颧骨突出，面容清瘦，下巴留有几根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周校长的开场白完了之后，他就倒剪双手，慢条斯理地讲了起来。他讲
的题目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教育”。他首先从匡衡凿壁借光讲起，引经据典，劝学生惜时如宝，又讲到抗日战争时期要团结一致对外，反对卖国投降……学生听得寂静无声，有时因为他的安庆方言很重，引起学生一阵笑声，增加了会场的一点活跃气氛。４０分钟后，陈独秀讲话结束，全体师生起立，掌声雷动。陈独秀在周校长陪同下，微笑着点头走出了鹤年堂。周校长边走边说：“听先生讲话，如诉家常。像是一位老私塾先生，平易近人，不像大政治家满口大道理。”陈独秀说：“我本来就很普通，现在想当一个私塾先生，只怕没有人要呢。”周光年听了，笑着说：“先生客气。”
陈独秀到聚奎中学时，正赶上邓蟾秋７０大寿，邓请陈独秀题字留念。
当时，陈独秀住在大礼堂前左侧一间平房里。于是，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大德必寿”四字，又写了隶书体“寿考作仁”四字。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陈独秀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蟾秋高兴极了，如获珍宝，收藏了起来。周光午说：“陈先生写的话，不仅是可以适用邓先生一个人，大德必寿，寿考作仁，其实是条公理，不如将来找个人，刻在校内，如何？”邓蟾秋笑了笑说：“好好，这是陈先生给我们学校增添了景致呀！”
后来，在聚奎中学盖了座碑亭，将陈独秀的八个大字刻在碑亭的石碑上，万古流芳，昭示后人。
陈独秀夫妇在白沙镇时，有一天，高语罕领着戴笠、胡宗南拎着一大包礼物来到陈独秀家。戴笠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胡宗南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们两人为什么会突然造访陈独秀呢？陈对此感到十分纳闷。
原来，张国焘叛逃国民党后，曾向蒋介石建议，派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利用陈独秀的抗战言论，来对付延安的宣传，比叶青等人的反共文章作用更大。于是，蒋介石便派胡宗南、戴笠带上礼物，到江津白沙镇微服私访陈独秀。本来想要张国焘陪同，可是张不敢来，最后找到陈独秀的老朋友高语罕，请他引见。他们还特意带了去年３月由傅汝霖、段锡朋等人在《大公报》上为陈的所谓“汉奸”事件辩护启事的剪报。
戴笠一进门就说：“蒋先生一直挂记陈老，他没有时间来看你，特地叫学生和胡司令来看你。”陈独秀原以为他们是来审查他的行动的，当即表示，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只是尽一个国民应有的义务而已。戴笠一边将带来的苹果和茅台酒放到桌上，一边拿出剪报资料递给陈独秀，并故意挑拨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先生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天特来求教，请陈老说说对国事的看法，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洲，波罗的海四国及苏俄前卫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戴笠此话意思很清楚，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由合而斗，你陈独秀个人又受到中共的诬陷，还不起来大骂一通共产党吗？
殊不知，陈独秀对戴、胡这两位不速之客，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听了他们的话，看透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共产党有一肚子怨气，但他坚守国共之间“中立”的立场，绝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得说些应酬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仍坚持自己独特的见解。于是，他沉默良久之后，慢吞吞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以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污蔑，幸公道自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惟一的要求。言及世界局势，不利于苏，殊出意料。斯大林之强权政治，初败于希、墨的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事后，戴笠与陈的谈话记录呈报蒋介石，蒋阅后说：“陈独秀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
①沈醉、文强，《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７…２１０页。
陈独秀滔滔不绝的一番大论，着实让戴笠、胡宗南两人感到惊讶。他们原来还只是听说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风采，想不到流落到此的老头子还有此等高见，真不愧为政坛老手，难怪蒋介石非得要我们两人来走一趟。这一趟也还算没有白跑，他们回去也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了。于是，再聊了几句闲话之后，他们便与陈告辞，急忙赶回重庆向蒋汇报去了。
戴、胡走后，潘兰珍看到他们在陈独秀面前毕恭毕敬，一个劲地说陈老长、陈老短的，觉得她跟着陈独秀也沾了不少的光。她兴奋地对高
语罕说：“县长到哪里去，都要打扫街道，来看老头子的人，比县长大几倍，怎么也没见人打扫街道。”高语罕笑着对她说：“戴笠、胡宗南是微服私访，如果县长知道了，他一定会来的。”
３
１９３８年冬，天气渐渐地转冷了，寒风瑟瑟，吹到脸上让人感到刺骨的寒冷。陈独秀和潘兰珍见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又搬回江津县城。这次邓仲纯做通了夫人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