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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陈独秀早年便患有胃肠病，长期的革命生涯，漂泊各地，生活无规律，使他的胃肠病更加严重。再加上长达五年的监狱生活，使陈独秀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出狱后他又患上了顽症——高血压和心脏病。入川后，主要靠亲朋好友资助接济才能勉强度日的陈独秀，自然也拿不出余钱来治病，使得晚年的陈独秀饱受胃肠病、高血压、心脏病等老年人常见的病痛折磨。
陈独秀离开江津县城住到鹤山坪后，好友邓仲纯隔三差五的就来为陈免费看一次病，或者陈到县城去。有时，陈独秀也到重庆去检查身体，顺便带点药回来吃。１９４０年，北大同学会曾请重庆名医为他诊断，医生检查后说，陈独秀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３年。尽管大家都瞒着陈独秀，但他心里还是有数的。当时，他几乎每月都给杨鹏升写信，经常在信中说“两耳轰鸣”、“血压又涨”、“头昏眼花”之类的话，可以想像陈独秀当时遭受病痛的折磨是多么严重。
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５日，好友汪孟邹致函在美国的胡适，向他介绍了陈独秀的近况。信中说：“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迫，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
同年春天的一天，江津县长罗宗文来拜访陈独秀，听陈说患有心脏病后，告诉他当地有一种说法，玉米缨能治心脏病。陈独秀这天很高兴，还为罗题了一幅唐代诗人杜甫《曲江对酌》中的一首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随后，陈独秀便经常托人从乡里弄些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缨来煎水喝。后来，陈独秀又从当地的老中医那里打听到一民间偏方，蚕豆花泡水喝，可以治疗高血压。他又想方设法找人或自己与潘兰珍去摘些蚕豆花来，晒干了泡水服用。想不到的是，正是蚕豆花最后要了陈独秀的命。
转眼之间，就到了１９４２年，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也是陈独秀走完生命旅程的最后一年。
年初的时候，陈独秀在向好友杨鹏升抱怨江津的物价太贵，加之天气炎热，对身体不利，因此他曾一度打算去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贵阳生活，但陈独秀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最终未能如愿。
春天的江津，常常是春雨绵绵，浓雾缭绕，空气中透着一股发霉的潮湿气味。入春以来，陈独秀总感觉到胸口憋闷，头昏目眩，偶尔还伴有高烧，一睡下就不想起来。起初他还以为是犯春困了，并没怎么在意，他想尽快完成早已想好的几篇文章。但他每次写起来又感到精力不济，写写停停，而不像以往那样下笔如有神助文如泉涌了。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怕是难得熬过今年了，真是天不济年啊！
５月１０日上午，陈独秀起来的很晚，感觉到头有些昏昏沉沉，于是叫潘兰珍去煎一碗前几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水喝。喝下蚕豆花水后，他顿时感到腹胀难受，他苦皱着眉头，连叫了几声。以前，他喝蚕豆花水时，可从未有过这种现象。潘兰珍有些急了，把剩下的蚕豆花拿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由于这几天阴雨不断，前些天刚摘回来的蚕豆花浸雨后晾在外边一直未干，竟然长霉了。难怪陈独秀喝了后感到肚子不适。当晚，陈独秀越来越感到腹胀疼痛难忍，在床上辗转反侧，久久未能入睡。
躺在床上休息了两天后，陈独秀感觉好了一些，便没有再去留意。陈独秀便起身给何之瑜写信，要他到鹤山坪来一趟把他前些日子写的几篇论世界大势的文章带出去寄往报社。
１３日上午，正在重庆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的包惠僧，特地赶到鹤山坪来看望陈独秀。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到武汉就是包惠僧一手安排的。虽然在武汉码头与前来接他的何成浚闹了点不愉快，以至陈独秀责怪包惠僧办事不力。但是，分别几年的老朋友远道而来，陈独秀心中十分高兴，感觉神轻气爽，连忙叫潘兰珍到镇上买了点猪肉来招待包惠僧。中午，潘兰珍炒了四季豆烧肉和几个乡里小菜招待包惠僧。陈独秀谈兴很浓，与包惠僧边吃边聊，丝毫没感觉有什么异常。陈独秀这几天都没吃东西了，腹中自然空空，因而胃口大开，多吃了一碗饭。包惠僧吃过饭后，便与陈握手告别，赶回重庆去了。晚餐时，陈独秀又继续吃四季豆烧肉，还连夸潘兰珍手艺越来越好，菜也做得好吃。潘兰珍看到陈独秀一扫前两天的痛苦状，今天吃了这么多饭，估计陈应该病好了，又听到陈连声夸奖自己，喜出望外。殊不料，陈独秀久病之后暴饮，致使他潜伏的病情急剧恶化。
当晚，陈独秀便感到腹痛如刀绞，夜不能寐。到半夜时分，他吃力地坐起来，哇哇地呕吐不止，把白天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来了。吐完后，他稍微感到舒适些，但精神十分疲惫，两眼无神，彻夜不安。深山老林中，缺医少药，陈独秀只好强忍着，他想熬过今晚，明天或许会好些，再叫邓仲纯过来看看，应无大碍。
次日，潘兰珍托人捎信给山下的陈松年，要他尽快请医生来给父亲看病。
医生还未请到，又发生了一件意外。１７日晨，陈独秀起来上厕所，由于头昏眼花，两脚无力，绊了门槛重重地摔了一跤。潘兰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陈独秀扶到床上躺下。此时，陈独秀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颤抖，高烧不退，病情更加恶化。
１８日，陈松年请来江津名医邢叔德为陈独秀把脉治病。邢叔德为陈独秀注射了一针，把完脉后，对陈松年和潘兰珍如实地说道，陈独秀已病人膏肓，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他们尽力照料。
次日，陈松年到镇上去请中医，正好遇上从县城赶来的邓仲纯。一走进卧室，邓仲纯看到陈独秀无力地躺在床上，面色苍白，不禁一阵心酸。想当年在日本留学时，陈独秀是何等的充满活力，如今却形容枯槁，怎不令人寒心。陈独秀睁开眼，见是邓仲纯，便点了点头，张开嘴想说两句话，无奈却从牙缝挤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出来了。邓仲纯连忙给陈独秀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陈独秀感觉稍好一些。凭着多年行医的经验，邓仲纯的感觉告诉他，陈独秀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
５
陈独秀病情加重、不省人事后，陈松年立刻告诉了同在江津九中的何之瑜，何立即派人专程赶往重庆，请陈独秀十分信赖的两位名医周纶和曾定天前来鹤山坪。周、曾两人仔细研究了陈独秀的病情后，确认陈独秀病已垂危，实无挽救良方，所以未能前来。但是，为了表示对陈独秀的最后友情，他们又各赠药品，尤其是周纶医生慷慨大方，把他夫人预防血压变化的贵重药品也让来人带给陈独秀，令邓仲纯、陈松年、潘兰珍感动不已。
５月２２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迷，邓仲纯打了强心针，陈独秀才从昏睡中醒来，看到他所信赖的周、曾两位医生均未能前来，心中仅存的一线生还的希望也荡然无存了。他知道，自己在这个是是非非的人世间的时光已经屈指可数，漂泊潦倒的一生也该结束了。但对生的渴望又使他心中涌起万分的酸楚，不禁老泪横流。次日，江津县医院医生邹邦柱、康熙光来了，给陈独秀用肝油通了大便，然而病情仍未好转。
随后几天，陈独秀一直处于昏厥状态，奄奄一息。一天２４小时守在陈独秀病榻前的邓仲纯，清楚地知道该为陈独秀准备后事了，他连忙叫人尽快要何之瑜及陈松年的一家人接到鹤山坪来。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５日上午，从昏迷中醒过来的陈独秀，无力地举起干瘦如柴的手，示意潘兰珍过来，要她叫何之瑜进来。何之瑜明白，这是陈独秀要留下临终遗嘱了。陈独秀睁开浑浊的双眼，断断续续地对何之瑜说道：
“之瑜，你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我多年，其情毕生难忘，现在，我快要……离开了……”
“请先生别这样说，照顾不周之处，还请先生多多包涵。”何之瑜强忍着悲痛说。“之瑜，你是我最可信赖的人。我死后，丧事一切从简，也不要登报。我的书稿由你和松年、抚五（指同乡好友王星拱，北大教授——引者注）等人商量处理。你可记得？”
“学生记在心里了，请先生放心。”
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音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此情此景，凄婉动人，何之瑜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
随后，陈独秀看着潘兰珍，吃力地对抽噎着的潘兰珍说道：“这十多年，你跟着我，没让你过一天好日子，真难为你了。我死后，一切要自主，生活务自立，不要拿我的名声去卖钱。你还年轻，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在南京时监狱里时，有朋友赠给我的五个古陶瓷碗就留给你作纪念了。这些年来别人赠送给的钱该还的要还。”潘兰珍哭着答应了。
陈独秀最后要潘兰珍叫三儿子陈松年进来。此时，陈松年已哭红了眼。陈独秀对儿子说道：“我一生奔波在外，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让你受苦了。你已成家，生活上能自理，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待时局好转了，把我的棺木和你祖母的棺木运回老家埋葬。”陈松年呜咽着点头答应了。
由于感情极度冲动，又说了一大段话，原本就十分虚弱的陈独秀旋即又昏了过去。
次日，包惠僧的夫人夏松云和朋友杨子烈一起来看陈独秀。原来，包惠僧１３日从鹤山坪回去后告诉了妻子，陈独秀生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包惠僧与段锡朋等几个北大同学凑了３００元钱准备给陈治病用。夏松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看陈独秀，并把钱送过来的。看到夏松云进来，陈独秀说了一声：“谢谢。”隔了一会儿，又对夏说道：“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后，又昏睡过去。夏松云和杨子烈当天下午就赶回了重庆，告诉丈夫，陈独秀想见他一面。
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星期三。中午时，包惠僧听妻子说陈独秀临终想见他一面后，急忙从重庆赶到了鹤山坪。刚一进门，陈松年就对包惠僧说：“父亲从上午９点就一直昏睡不醒了。”包要到卧室去，何之瑜叫他暂时不要进去，以免吵醒陈独秀。潘兰珍听到屋外的说话声，从卧室里走出来，拉着包惠僧的手轻手轻脚地走进屋去。邓仲纯轻声告诉包惠僧，已经交替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还没有醒过来。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儿日文医学书籍，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
晚上，潘兰珍叫包惠僧进卧室来。她一手托起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对着陈独秀的耳朵轻声说：“包先生来了！”陈独秀没有任何反应，潘兰珍用手放在陈独秀的鼻孔前，又俯身去听，已没有了呼吸。此时，正好是晚上９点４０分，陈独秀闭上了双眼，享年６３岁。就这样，陈独秀平静地走完了他曲曲折折的一生。
当时，在陈独秀的书桌上，还摆着他晚年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 ５月１３日，陈独秀生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