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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驯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这位大酒商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像是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4月6日和8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革命指出道路了。”
“政府接二连三地采取暴力行动。它肆无忌惮地违犯极重要的法律，h abeas corpus akte，市民自卫团法。它在戒严的幌子下任意实行无限制的军事专制。它甚至把人民代表本身都给赶跑了。而当一方蛮横无礼地违犯一切法律的时候，却要求另一方甚至最严格地遵守会议规则！”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检察官聚精会神地做记录，他多次停笔去考虑被告的为人。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他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他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惟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马克思坐下，法庭沉默大约一分钟，一种少有的、压抑的沉默，直到最后主审法官继续传讯沙佩尔。
沙佩尔和施奈德乐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承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无可奈何。马克思天衣无缝的逻辑思维和毋容置疑的事实以及那一字一句如同颗颗炽热的子弹……法庭在这种强烈反差的氛围下，原告成了被告。
法官也倾向了马克思。
全体法官退庭。
被告在法庭庭丁的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他似乎听到了陪审官们在室内发生了无休止的争论。不出意料，送给他的法庭裁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这个月，政府向马克思提起两次起诉，都如此以马克思的胜诉而告终。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1849年5月19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大家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忆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现在一切都过去了……
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容易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其他几位编辑都走进来了。
“朋友，你们不要难过掉泪！”马克思激励地说，“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5月19日的最后一号《新莱茵报》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全是用红色油墨印刷的，发行数千份。人们想方设法用高价从他人手里竞相转买终刊号。
《新莱茵报》就像一团正燃烧的火焰，就像一面飘扬的旗帜……
《新莱茵报》“红色终刊号”印发的第一个星期，恩格斯、威廉和斐迪南受到通缉，马克思和德朗克、维尔特要被驱逐出境。5月11日给马克思的驱逐令写道：“《新莱茵报》愈益坚决地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还命令：“若彼对此项要求不服，应着即押送出境。”
总编辑用他激动得颤抖的笔编审最后一期稿子。
退还债权人的股金。
发放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工资。
支付纸商的货款和通讯员的稿酬。
为通缉的战友筹划好盘缠和生活费用。
……
马克思和燕妮把自己最后一点积蓄都拿出来了。
全家剩下的一点东西就是燕妮身上最后一件银器，出走前也不得不立刻送去当铺用于旅费。
马克思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可现实摆在马克思面前的又是只有流亡的这惟一出路。
马克思这位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他化名m·拉姆博次。
他在巴黎的战友，战斗生活中那结成深情厚谊的战友呢？
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斗争已经结束，军事法庭分设在曼海姆·弗莱堡和施塔特等地。
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费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怎样？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还一直没有听到恩格斯的消息，终于在6月的最后一天，燕妮兴奋地带着喜讯冲进房间里，她说：“弗里德里希还活着，他在瑞士的韦维。你自己看信吧，他在信里写了什么？”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他还在担心我，我有可能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笑出了眼泪，“我亲爱的，你自己也这样子，怎么还老为我感到不安呢？！”
这时，燕妮也流泪了。马克思蓦地抱着她，就像是抱住了恩格斯……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好思念他的战友……
第21章 暴风雨中的雄鹰（3）
他又想起信中几段话：“《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
“弗里德里希，这位勇敢的‘骑士’，过去我对他的爱骑马飞驰越野的担心真是多余的……”马克思为恩格斯感到骄傲，恩格斯挽救了报纸的名誉，并且证明他们不仅能做文字辩论，而且，如果时代需要，他们还可以投笔从戎，参加战斗。
那很好，他平安无恙。
马克思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入睡了。
一觉猛然醒来，他披衣坐到写字台旁，点起雪茄，挥笔疾书，给恩格斯写回信。
“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法国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莫尔比昂省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治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
……红色沃尔费现在住在我这里，财务情况自然是十分混乱。
弗莱里格拉特继续留在科伦，如果不是我的妻子怀孕的话，我在经济上一有可能就将欣然离开巴黎。”
马克思十分注意从那些驱逐出境的人员中研究德国的事变。
8月底，他接到法国政府要他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早就下了决心，一旦驱逐出境，他马上就走。他激动地对燕妮说。
“我不去摩尔比安，我离开法国去英国伦敦去，但是鉴于你目前的状况，明智的办法还是暂时留在巴黎。”
燕妮向来就为马克思分担忧患和迫害，这时她勉强微笑着，以便表示她对这种新的无奈并不悲伤。
马克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十分感动地说：“燕妮，我亲爱的！你多勇敢啊！”
燕妮紧紧偎依着又要离开的丈夫……这时，他们都感觉到了她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动……
8月24日，马克思一个人登上了开往伦敦的轮船。因为没有钱，全家无法与他同行，加上燕妮又正处于妊娠的最后一个月。
可想而知，马克思这次伦敦之行他心情更不好。他以前和恩格斯一道在英国的两次短暂旅行，并没有给他留下令人快慰的印象。英国人的实用的、平稳的和忍耐的性格，跟他的好动的和急躁的性格有些格格不入。另外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得不太好，这就使他的活动大受限制，使他感到某种依赖性。
环境和条件尽管对他有多方面的不利，可他一到英国，又立刻投入了政治斗争。他恢复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并重新组织了同盟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进行关于筹办德文机关刊物谈判，准备在这里创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作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整天奔波于伦敦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来，钱几乎没有，他迫在眉睫的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的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厌弃于人。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