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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岛偏僻、又有碍健康的莫尔比昂省去，还规定在那里不得擅自离开。
往往这时，马克思经过片刻的绝望之后又会重新振作起来。1849年8月23日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谈他的新计划：
“……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他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正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写信谈起了艰难的处境：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我只要把我们的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250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5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服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睡光地板上了。我们的朋友拖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地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面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一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了我们这里的仅仅一天的生活。我知道这是失礼的，但是今天晚上我心潮翻滚，两手发颤，不得不把心里话都向我最好的最忠实的老朋友一一倾吐一次。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真正使我痛苦万分，使我伤心的是，我的丈夫不得不经受这样多的琐屑的苦事，而本来只要很少的东西就可以帮助他；他心甘情愿地、愉快地帮助过很多的人，而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帮助。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即使我们得到过什么人的接济，我的丈夫还是能够用他的财产加以偿还的。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们《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傲而大胆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当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我不知道，难道我的丈夫凭他的著作还没有资格拿十分银格罗申的报酬吗？我相信，没有人会因此受到损害。这就是我感到苦恼的事情，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只要看到我很愉快和可爱的孩子们向妈妈撒娇，他就心满意足了。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我这样详尽地向您讲述我们的情况，他是不知道的，因此，请您别提起这封信里的事。他只知道我以他的名义请您尽快把钱收齐寄来……
再见吧，亲爱的朋友！请代表我向您的亲爱的夫人致以衷心的问候，请代我这个常常为自己的孩子流泪的母亲吻您的小宝贝……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三个大孩子长得都非常好，女孩子们个个美丽、健壮、活泼、可爱，我们的小胖子十分滑稽和逗趣。这个小鬼整天兴致勃勃地扯着嗓门唱些滑稽可笑的歌，当他用心全力高唱弗莱里格拉特的《马赛曲》时，房子都颤动了。他唱道：
快来吧，六月，你这立功的时刻，
我们渴望建树新的功绩。
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
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而在这
个斗争中我将重新携手战斗。
祝您健康！
一天，恩格斯拎着送给孩子的礼物找到了伦敦马克思的住宅。
经过一场血与火的战争的洗劫，这位在战场上败下来的“副官”，还是那样的穿着整齐，花格子的西服、亮直的发路也显出其疲惫后的一种抖擞精神……
恩格斯明显地消瘦了，因为瘦，个子更显出其比粗犷、敦实的马克思高出许多。
“您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急忙问。
“从意大利来。”
“怎么到意大利去了？”
暴动失败后，恩格斯逃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才跑到马克思身边来的。
恩格斯很担心地问：“您早就没有钱用了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燕妮脸上微微地红了，但在他面前用不着客气，客气反而觉得是侮辱了他。
恩格斯紧接着说：“走投无路的时候老头子才给了我一点钱，先拿着这一点。”连个数字也不说，恩格斯就把钱交给了琳蘅，他又说：“党和全人类劳动人民等着您的劳动；您只管做你的工作，相信我，钱是会有的！”
燕妮心中暗想，世界上再没有这样好的朋友了。
第22章 6年磨难
1850年底以后的6年，马克思一家先后搬到伦敦贫穷的索荷区第恩街64号和28号，低矮、阴暗、潮湿的两间一小厨。
钱，把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几乎趋于绝境。马克思在这里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论刊而很难以发行，他只是凭借经常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20马克。“美国佬”给“欧洲人”的稿酬低，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剥削，但是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思想传播到美洲，凭着这点稿酬，全家人过着极低下的生活。
这一年，连这一点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不再刊登“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非常愤慨，坐在书房里干着急，因钱的困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罢。
肝病开始折磨着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损伤。这时，8岁的埃德尔在贫困中死去，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5年内失去的第三个亲骨肉。
“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