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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季菥诤偷衬诘母呶弧�1953 年下半年，所有各大军区的最高指挥官均被调到北京，安排其他职位，打消他们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的念头。六大军区重新划分为 13 个军区。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到北京中央政府手中，总体的经济计划与管理交由周的国务院直接领导下的计划委员会负责。⑧这些变化对高岗影响最大。高今后必须征得北京的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在上海，与高岗一样喜欢自行其是的饶漱石也受到相似的限制。周建议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被任命为计划委员会主任，但受到身边一些老干部的制约，最主要的是任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小平。高受到包围，他本人知道得很清楚。周告诉高一切指令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便说：“哪个中央？哪个中央？”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地的地下党。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的时候了，毛和刘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1954 年 2 月 10 日，周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领导成员发表讲话，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周说，个人主义会导致争权夺利，搞小集团和帮派活动。必须严格党的纪律。然而，为了尽力避免破坏性的对抗，周又说，应当允许党内不同意见发表，“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当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党内斗争非常激烈、残酷，周比谁都更清楚。他希望避免再次出现大规模的清洗。
时至今日，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和邓小平在高岗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十分清楚，他们参加了斗争，因为这是一件反对党的领导的事件。高岗遭到监禁，情况不明地在牢房内自杀了。毛公开责备迫使高岗自杀的人，认为，这不是对待同志的方式。但是，反高、饶的清洗开始扩大到全党，成为一场追查“隐藏在党内的fan革命”的肃反运动，尽管这种提法非常含糊不清。肃反运动一直持续到 1956 年底。
周恩来一贯遵守党的纪律，但他竭尽全力减少各种过火行为带来的影响。他负责的一些机构，如中国科学院，有效地缩小了不分青红皂白指控其成员所造成的破坏范围。诗人郭沫若 1956 年告诉我说：“但是，其它单位，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一些最好的干部给毁掉了。”这场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是周恩来的下属，学识丰富、才华横溢的潘汉年。潘是周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他费尽心血将文件从蒋介石那里送到周的手中，当时周正在西安，急切地等待着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潘汉年的妻子非常富有，她的家住在香港。潘结交甚广，包括一些秘密帮会的头头。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1977 年他在劳改营里病故。当年有人说“给潘汉年下定论太困难了。他认识的人太多了，与秘密帮会和国民党都有联系，无法挽救他。”50 年代初的那些过火的清洗，和党内干部文化程度低，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没有爆发朝鲜战争，党内这些残酷的斗争也许不会如此厉害。周恩来建立一个廉洁奉公、办事利索的政府的努力，也许不会遇到这么多的阻碍和挫折。这使我们又回到了斯大林对挑起朝鲜冲突应负的责任的问题上来。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楚。为了从苏联那里获得援助，中国不得不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开始工业化，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虎口夺食”。
注释
① 本章所有引文出自中文版的《周恩来选集》和《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国科学院周培源教授、梁思成先生（已故）和本章内提到的其他人以及一些不愿披露姓名的官员都曾接受过本书作者的采访。
② 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以及周恩来成功地使这一会晤顺利结束的这段历史，是和见证人核实过的，其中包括章汉夫先生和周的其他工作人员。
③ 韦国清，壮族，曾以帮助越南人指挥奠边府战役、打败法国远征军而闻名于世。参阅克莱恩和克拉克合著的《名人传记词典》。韦将军于 1989年逝世。
④ 高岗。参见《名人传记词典》。斯大林赠车给高岗一事，许多回忆录中均有记载。东北的官员也曾对本书作者讲述过这件事。
⑤ 关于朝鲜战争，马修李奇微将军所著《朝鲜战争》一书写得最好。该书于 1967 年纽约出版。
⑥ 参见约翰斯潘纳所著《杜鲁门与麦克阿瑟有关朝鲜战争的争论》，诺顿出版公司 1965 年纽约版。
⑦参见《聂荣臻回忆录》。此外，本书作者曾采访过许多在清洗中受到伤害的人。⑧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政策由经济学家陈云和李富春起草。陈云依然健在。参见卡尔李斯金所著《中国政治经济学》，牛津出版社
第二章 登上世界舞台
——日内瓦和万隆（1954－1955）
——1954 年 4 月份周恩来出席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5 月周声称应邀请亚洲国家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4 年 5 月至 7 月斡旋于法国与北越代表团之间
——1954 年 6 月飞赴德里和仰光，筹备计划中的亚非会议
——1954 年 7 月会见胡志明，劝说胡在 1956 年进行自由选举和统一的允诺下接受暂时性的越南分治
——1954 年 7 月返回日内瓦并达成协议，美国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1954 年 9 月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
——1954 年 8 月 1 日周返回北京
——1954 年 10 月毛和周与尼基塔赫鲁晓夫举行重要会谈
——1954 年 10 月中国主张社会主义各国应该相互平等
——1955 年 4 月周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并于事前做好准备
——1955 年周面临华侨问题，决定废除双重国籍
1954 年 4 月 24 比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云集日内瓦的宽特兰机场，等候一架苏制的伊柳辛飞机降落。走下舷梯的是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黑色软呢帽、身着黑色大衣的男子。照像机咔嗒咔嗒地摄下了周恩来毫无表情的面孔。“严肃、面无笑容、冷酷……”当时报界的评论如是说。周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助手之一王炳南告诉我，“我们原本认为那是十分严肃的场合，应该显得庄重些。”与我谈话时，王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回忆录。王炳南那时总管一切，包括代表团的服装。他为所有代表团成员订做了黑色制服。“我以为这有助于表明我们的严肃态度。可是，我们在日内瓦的街上行走时，人们纷纷脱帽向我们致意。原来他们把我们当成了牧师。”心情惴惴不安的王炳南向周汇报了自己的失误。周听罢不禁大笑起来。几天以后，中国代表团成员不仅换上了浅色服装或西装，而且笑容可掬地出现在照像机的镜头面前。
1954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英国的安东尼艾登和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在柏林举行会谈。他们讨论了有关举行一次会议，以解决朝鲜战争和“法属印度支那”战争的事宜。然而，没有中国参加，会议显然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杜勒斯坚决反对，中国通过莫洛托夫的努力而受到邀请。同时，莫洛托夫还使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了会议。杜勒斯为美国代表团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出席会议的立场。美国代表团成员必须完全不理睬中国或北越的代表，不得与他们交往、握手。结果，不仅仅美国代表，而且其他国家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都想方设法避免接触。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慢吞吞地抱怨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会议，似乎每个人都在回避其他人。”
周率领 150 名随行人员出席了日内瓦会议①，其中包括人称弥勒佛的李克农，以及王炳南、章汉夫、黄华。他周围的许多男女青年都是外交部的干部。他有最优秀的口译人员，包括哈佛大学涪养的浦寿昌②。中国代表团租下了在韦尔苏瓦的万花岭大别墅，四周是宽广的花园和葡萄园。为了举行宴会，周特地从中国运来了地毯和古董，并且随团带了两位北京最好的厨师。他的首批客人之一是查理别林。卓别林 1953 年离开了美国，由于麦卡锡主义横行，卓别林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不得不在瑞士的沃韦
定居。卓别林把自己主演的两部电影片《城市之光》和《大独裁者》赠送给周。周说，“你一定要来中国访问，你在中国深受欢迎。”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其间卓别林即兴表演了一番他那闻名遐迩的小人物形象。另一位客人是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朗宁出生在中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安东尼艾登也不顾杜勒斯的不满，常来参加午餐和晚宴，并和中国人私下会谈。
4 月 28 日，杜勒斯就朝鲜问题发表主旨讲话。杜讲话的时候，周不断地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上书写着。周讲话时常常脱离讲稿。这使他的译员翻译起来更加困难。他的一位译员陈辉在若干年后回忆说：“他对英语同汇和意义有他自己的看法。倘若我翻译时用‘士兵们’这个词，而他希望用‘部队’，他会当众纠正我。”陈辉对周使自己当众出丑一直耿耿于怀。然而，浦寿昌却觉得，与周“一起工作十分惬意”。“你不必过分注重他的讲稿，只要留意他在讲什么就可以了。他说话总是准确明了，他希望把他的话翻得请清楚楚。”
周恩来发言时，大厅里座无虚席。他的出场，具有那种令人捉摸不透和疑惧的魅力。周举止雍容尔雅、风度翩翩，令人肃然起敬，即使那些对他感到愤懑的人也是如此。周开始发言，“这是苏联、美国、英国、法兰西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外长首次坐在同一张桌前……”他强调中国需要和平，渴望“通过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周的发言被某些报纸诋毁为“夸夸其谈”，因为周详细论述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的”非殖民主义过程。他着重指出朝鲜地处亚洲，亚洲国家应该参与涉及亚洲大陆的事务。亚洲国家之间的协商对于解决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又说，“应该撤出所有在亚洲的外国军事基地，”这里“所有”一词意味深长。周对诸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重要国家未能出席会议表示遗憾。这样周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以及一年后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首届亚非会议奠定了基础。
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争论不休。会议一拖再拖，令人疲惫不堪，并且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重叠进行。一位观察家写道：“那是十分艰难的日子，会议气氛紧张。”然而，它确认朝鲜战争已告结束。6 月 15 日，在朝鲜问题最后“宣言”上签字的 16 个国家③“不得不遗憾地”向全世界宣告，未能就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尽管 6 月 5 日周恩来曾强调：中国建议朝鲜在国际监督下举行自由选举，结果仍告失败，然而，他丝毫没有感到垂头丧气。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王炳南写到“我们没有料到日内瓦会议会导致中美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