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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发现他在场。他仍由一位公安人员陪同，宴会结束时，他从后门离开。不过从下一次宴会开始，他就通过前门进出了。
对于邓的复出，”四人帮”的脸上流露出极大的愤怒和不满。但是，周不再需要以各种巧妙手段掩饰自己本来意图的方式活动，他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过一天就少一天了。他与邓小平开始着手清理军队，该撤换的撤换、该降职的降职，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调整，把林彪的党羽孤立起来，使之无能为力。邓小平在军队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1971 年 12 月，在周的主持下开始整党，清洗林彪的追随者。周谴责林彪和极左分子的行为。他严厉批判 1942—1945 年间在延安曾经使用过、现在仍然使用的“逼供信”手段，严厉要求“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
1973 年，周会见了几名来中国访问的科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周再次提倡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④
周总是行动敏捷、步履轻快。1972 年秋，我看到他从汽车中出来后，跟在他身后的秘书气喘吁吁。难道这就是一位身患癌症的人？行动迫不及待，而脸上没有一丝沮丧的神色。他有一种时间上的紧迫感，死神正在向他招手。那年 9 月我们在机场相遇时，他笑容可掬地问我的丈夫：“你去新加坡的访问怎么样？”⑤他可能还不知道，我的丈夫未能获得去新加坡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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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2 月，基辛格再次访问北京，与周恩来会晤。那年 1 月，北越与美国人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协议。⑥这样就有可能在北京和华盛顿分别设立一个联络处，这是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和互设大使馆的前奏。周与基辛格谈了两天。这是他与一位他所尊重的人最后一次自由交谈。与基辛格的谈话使他感到愉快和精神焕发。
“工业生产指标，煤增长最少，电也少啊！这样，生产怎么能上去？”在计委的一次会议上，周敦促要更有力地批判林彪和极左路线的错误，否则有些人还认为他们不需要工作。集中与分散之间如何保持平衡这个老问题再度提出。周说道，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中央、地方都不许扩大建设规模。”地方上分散的小工厂与中央办的工业争煤、争铁和争机械设备，给物资分配造成了混乱和无组织状态。周向极端平均主义开战，提出必须实行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上义。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
那年秋天，周接待了几批日本代表团。田中首相正式来访。从 50 年代起周就一直对日本做工作。日本需要中国，而中国的技术革命也需要日本。周确认中国不向日本要战争赔款。⑦“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现在我们必须揭开历史上新的一页。”
周一次极为动人的讲话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那是在 1973 年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茶话会上，周对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欧洲、美洲、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外国专家”发表的即席讲话。他开门见山地斥责了休彪和陈伯达给中国造成的严重损失；然后他向那些曾遭受过迫害和虐诗的外国友人⑧表示道歉。他提到一位美国人的名字，R 他称之为“坏分子”。这位美国人曾与江青多次共进早餐。据说他曾迫害自己的同事。但周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他提到，两年前，谁也不敢与外国人说话，这是十分错误的：据说中国姑娘不想嫁给外国人。假如永远这样下去，我们怎能对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我们怎能履行国际主义？中国人有一种仇外情绪，“因为他们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华侨也有这种情绪。他们生活在华人区，吃中国饭，死后要把他们的棺材送回祖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新的精神……”他高度赞扬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他们都是周旅法时期的老朋友。“妇联上席蔡畅一直有勇气与外国人保持接触，我们要向她学习。”
周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赞同中外通婚，特别在他与某些法国来宾的谈话中更有明确的表示。他赞扬法国，“我在那里见到各种种族的人，他们可以通婚。”他的谈话使许多干部感到吃惊，因此从未传达或正式印发。
“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反对周。表面上看，他掌握着权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遭到削弱。“四人帮”使用的唯一办法是在周的谈话中寻找理论错误。
1972 年“四人帮”再次提起“伍豪叛变”事件。当时由于已经作出不动手术的决定，医生们正对周采用中药来烧灼膀胱瘤方法治疗。周刚从医院回来，就不得不再次为自己被控背叛作辩护。他把所有的材料都送至中央档案馆，“以免今后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再造谣……”这样才暂时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当然他心里明白，这“某些人”指的是谁。
此时“四人帮”又变换手法，从理论上发动新的攻击。周在讲话中把林彪与极“左”相提并论。“四人帮”则引用毛的新“思想”：“林彪的错误不是‘左’的错误……他是形‘左’实右”。姚文元和张春桥抓住了这句话。提出否定“左”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
毛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林彪摔死后，1971 年冬毛有过一次中风。林的背叛行为表明他对毛的极端仇恨，这深深地刺痛了这位老人的心。到 1975年，他几乎变得双目失明。他患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他神志有时清醒，有时迷迷糊糊，沉湎于追忆往昔之中。但是，他仍十分可畏。有时出奇地敏锐。他关于林彪的评论不是针对周的，而是一种政治评判。然而，这对周难道不也是一种警告吗？党的机器恢复了，毛要变革的体制又重建起来。这一切都太明显了。在毛和周之间那种矛与盾、海洋与海岸的关系中，毛有意抑制其总理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的。
把林彪的错误批判为极“左”确实有彻查“四人帮”行为的用意。“四人帮”要进行反击了。林彪不是“左”派。而是右派。毛这样说过：张春桥说：“在理论还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急急忙忙就批林彪。林彪的罪行是形‘左’而实右。”林彪就“象蒋介石，象国民党……他崇拜孔夫子……”一场矛头针对周恩来的重大思想斗争开始了。
周必须摆脱被认为在批林彪的幌子下策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指责。周显然没有惊慌失措。他解释说：“我 8 月 1 日就此问题的谈话是对外交部职工讲的……我所谴责的是‘左’的过激的言行……我并没有涉及林彪的实际理论立场。”周继续说道，“林彪欺骗了许多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毛夫人的目光。但是，“四人帮利用周的疏忽和毛对年轻的王洪文的喜爱步步进逼。12 月 28 日，在另一次高层会议上，叶剑英不得不宣布“毛主席一直关心接班人的问题……现在有了王洪文同志……他贫农出身，现是工人，只有三十几岁……”
这是毛的选择。江青兴高采烈。周却象往常一样冷静地补充说：“毛主席正考虑让王洪文当军委副主席和党的副主席。”
在反对“四人帮”的残酷斗争中，周在一次重大的战役中失败了。王洪文现被当作毛的潜在接班人，高出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每一个人。新闻媒介懂得必须写吹捧王洪文的文章，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到他，使公众了解，在中国的天空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新星”。“批极左、批林彪”的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
为什么要批孔呢？
只有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心态是如何迂回曲折运行的人才会懂得，有必要把 2400 年前去世的圣人孔夫子挖出来，以代表一切“右”的东西：传统、教育、保守主义。毛不是在很多场合谴责了孔圣人、赞扬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吗？
儒教颂扬仁政，君子要以仁义治天下，天人合一。“四人帮”的写作班子⑨口诛笔伐，他们批判林彪的儒教思想。他们从中国过去 2000 年反儒教的古老法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使许多西方人感到惊讶的是，报刊天天都提醒要反对寻求“复辟”的儒家。基辛格感到纳闷。他直率地问周是否儒教在党内依然盛行……周匆忙把他的话岔开了。
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于 1973 年 8 月开幕。在会上，周发表了讲话，王洪文也讲了话。⑩
两人的讲话在精神和含义上都有鲜明的差别。周的讲话谴责了林彪，并简要介绍了林彪及其追随者丧生的情况。但是，周说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因体彪的死亡而结束。”斗争还会爆发，“也许还会有 10 次或 20次……”王洪文的讲话涉及党章的修改。党的新干部应来自贫农和工人。
表面上没有不团结的迹象，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 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讲了一些后悔的话，说他错误地听信了林彪的话。贺龙、罗瑞卿、杨尚昆（11）都是“好同志”。这是让周立即采取行动的信号，要恢复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重新改组军委。自 1973 年 3 月以来任副总理的邓小平重新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样，周恩来在第二次战役中取胜。但是，“批林批孔”运动却愈演愈烈。
1973 年周住院的日子长达 72 天。在其余的日子里，他照样废寝忘食地工作，平均每天工作 16 至 18 个小时。当年 11 月，基辛格再次来看望他，脸色忧郁。无论越南的形势，还是卷入水门丑闻中的尼克松总统的处境，情况都不妙。
美国众议院在 6 月投票通过决议，中断对南越阮高其政府的全部军事援助，这使阮高其孤立无援，也使美国对那里的局势失去影响力，继续留在那里变得毫无意义。河内的胜利己无法阻挡。巴黎和平协议被遗忘，北越要全面取胜。6 月，范文同和黎笋来到北京。鉴于胜利在望，中国想保持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周答应了越方的要求，下令增加对河内的援助。苏联热情支持越南对印支半岛赤裸裸的欲望。北越参加巴黎谈判的代表黎德寿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越南“反对柬埔寨和老挝中立”，”强调越南人民的使命不仅要接管南越，还要支配整个印度支那。”这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自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以来，越南与中国的暗中争斗恰恰就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给予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关怀和荣誉，周对他的坚定支持，便是中国不愿让越南对印度支那享有霸权的明证。
周试图向西哈努克保证，他将来可以回到一个“中立、独立、和平的柬埔寨”，因为朗诺在柬埔寨的日子已不长了。就如南越西贡的阮高其政权一样，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也正在土崩瓦解。
4 月，周与艾蒂安马纳克谈话，坚持说法国应参与在诺罗敦西哈努克领导下的柬埔寨重建工作。他说，法国对其前印支殖民地有“道义上的责任”。基辛格中肯地写道，”中国的问题是制止河内或莫斯科攫取柬埔寨”。在我与周谈论东南业的历史以及印支王国之间历史上的战争时，周总是指出，柬埔寨的独立是“不容谈判的”。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