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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丝绸之路”东起长安，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
它由东向西可分为3段。
东段自长安至玉门关或阳关。其中在黄河以东的道路，与现在的几条公路干线和铁路线大体相当，线路较多，可称陇西道。在黄河以西则是循今武威、张掖、酒泉以至敦煌的“河西走廊”线，只有一条干道，可称河西道。在这条主要道路的南面和西面还有一条线路，即自今成都西北通过今松潘，循积石山北麓到青海，沿柴达木北缘，越阿尔金山进入新疆。
这条线路是南北朝时南方通往西域的道路，它当时穿过黄河，经吐谷浑境内，所以称为“吐谷浑道”或“河南道”。
中段是从玉门或阳关到达葱岭（今帕米尔）。由于有广阔干旱的沙碛和高峻寒冷的雪山阻碍，它是线路上的咽喉地段。
在汉代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指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沿之间的东西通道。其间主要交通点有今若羌、且末、和阗、莎车。从塔克什库尔干越过帕米尔，可南下至印度，或西行至西亚各国。北道指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沿之间的通道。经过的主要交通点有楼兰和今焉耆、库车、阿克苏。由此或西南经喀什西越阿赖山脉进入中亚；或西北越过天山进入中亚。东汉明帝以后，北匈奴被迫西迁，汉朝开辟了另一条道路，称为新北道，即由敦煌转北经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西至柳中、高昌壁，至焉耆与原北道合。在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以北的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今新疆乌鲁木齐北）、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
西段指葱岭以西。也有几条主要通道：一条从帕米尔经瓦罕山谷进入今阿富汗境，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东南至巴基斯坦和印度；一条越帕米尔，经费尔干纳盆地，西行至河中地区，转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至地中海沿岸，进入欧洲或非洲；一条由中亚西北行，经咸海、里海、黑海以北草原，进入欧洲其他地区。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而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称“南海道”）。这些提法虽对研究东西交通及其贸易有意义，但已非指一般所谓的“丝路”了。
21 盐铁之议
这是汉昭帝给当时社会注入的一剂强心针
盐铁之议是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
汉武帝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
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
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1）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设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2）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3）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22 王莽改制
因改革而断送自己命运的王朝，在历史上极为鲜见
王莽改制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
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都极端荒淫腐朽。朝廷大权落到外戚手里。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几个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4人以及侄王莽，先后担任大司马的职务。大司马在当时是掌握政务军事重权的高官。其他一些重要官职和刺史郡守，也都出于王氏门下。王氏集团从上到下形成了一股势力。
汉哀帝死后，汉平帝继位。他是一个9岁的小孩，完全受大司马王莽的摆布。王莽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拉拢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结交官僚贵族。当他认为准备妥当之后，就毒死平帝，立孺子婴为皇帝，由他辅政，称“摄皇帝”。这样，他还不满足，公元8年，干脆踢开孺子婴，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把国号改为“新”，篡夺了汉朝的政权。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当政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新”朝的统治，打出《周礼》的旗号，宣布实行改制。公元9年，王莽宣布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仿照古代井田制，规定一家男口不满8口而田过一半（900亩），多余的土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无田的人，一夫一妇可以受田百亩。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王莽要推行的所谓“井田圣法”，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不仅没有解放奴婢，而且把占有奴婢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实质上是复古倒退的改革。
王莽实行了多次币制改革，使用了金、银、龟、贝、钱、布五物六类，28种货币，称为“宝货”。不仅名目繁多，而且将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壳、贝壳等拿来使用，造成了严重的金融混乱，货币贬值，而每改革一次，就是王莽集团对人民的一次大搜刮。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到他们的腰包。
王莽还实行了“五均六管”，即在全国几大城市里设“五均司市”负责管理市场，平衡物价，收税和贷款；实行盐、酒、铁器官卖；钱由政府统一铸造；收山林、池沼和农商、手工业税，表面好似有益于民，实际是王莽集团的又一次变相搜刮。王莽所用“五均六管”官，都是些大富商。如薛子仲、张长叔等人，都有家资数千数万。这些人有了特权，便乘机收贱卖贵，投机倒把，大发横财，币制改革已给商业带来严重的创伤，百姓更是一贫如洗。贫苦农民无处谋生，就连上山打猎、放牧，以及捕鸟、捕鱼、养家畜、养蚕、纺织，甚至缝补、算卦都要上税。
除此之外，王莽还多次改动官名和县名。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少府为共工，改郡太守为大尹，县令长为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这些改革不仅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反而使社会矛盾加剧。贫苦农民一旦触犯了“新法”，就要被罚为官奴婢。因犯禁被捕，押解长安去服劳役的人一次竟达10万之多。在王莽当政期间，还挑起了对东北和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大量征发徭役和物资，使人民更陷入悲惨境地。王莽却用搜刮来的民财肆意挥霍，大兴土木，修建庙宇。他还托言古时皇帝纳120女致神仙，将民间女子大批选入宫中，供其淫乐。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新朝遂告灭亡。
23 赤眉绿林起义
推翻新莽政权，是赤眉绿林起义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赤眉绿林起义是爆发于西汉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有的成为地主豪强的佃农，更多的则完全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
由于封建统治动荡不安，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认为汉祚已尽，王莽借机篡权。王莽为缓和社会危机，实行托古改制。
由于托古改制措施损害了贵族、官僚、地主的利益，激起了社会经济的大混乱。加之王莽法禁烦苛，滥用刑罚，又对边境少数民族无理用兵，结果民怨沸腾，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
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