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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元年（1004年）八月，萧太后、辽圣宗率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南侵。辽军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绕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廷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发生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对立意见。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主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十一月二十四日辽兵抵达澶州北城，随即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辽军充当先锋的大将萧挞览在督战时，被宋军床子弩射中额角，当晚死去。辽军因损失大将，士气低落，就稍为退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使宋军士气大增。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阵前受挫败，就表示愿与宋朝议和。宋真宗原就害怕同辽兵作战，这时见议和有希望，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遂在十二月初与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和议约定：1、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
2、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3、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宋辽互称兄弟之国，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赵桓为兄，双方使者定期互访。这个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的休战协议，历史上就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东西。对宋朝来说“澶渊之盟”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看，“澶渊之盟”的订立，却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不仅双方边境大片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双方还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提高是十分有利的。
54 王小波、李顺起义
这次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对以后的农民起义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爆发在北宋建国后不久的一次农民战争。
北宋王朝是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政权的，因而统治者一开始就公开纵容大地主进行兼并，土地迅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从中原到江南，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但没有进入四川，这里的封建势力没有受到冲击，生产关系比其他地区落后。农民，特别是佃农所受的剥削压迫十分苛重。后蜀统治时期，四川境内绝大多数土地为豪强地主所占有，80％左右的人口属于贫苦农民。因此，四川已经成为当时国内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北宋政府建立后，对四川农民的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反而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除常规赋税外，官府在成都又设置了“博买务”，迫令四川人民织作冰绔、绮绣等精美丝织品，由“博买务”统购专卖，许多农民的副业收入被官府剥夺了，造成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的大量失业。以孟昶为首的后蜀统治集团，挥霍无度，甚至连溺器上都装饰以珍宝。
四川还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农民大多数是茶农。官府垄断当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边茶”贸易，广大茶农在封建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压榨下，生活陷入绝境，很多人只得逃亡。
993年5月，西川青城（今四川灌县）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王小波向群众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革命口号，向地主阶级发起了猛攻。“均贫富”的口号既是对唐末农民起义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王小波领导起义农民攻克青城县，“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接着又攻克彭山县，将贪赃虐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剖开他的肚皮，塞满了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幸被流矢射中额头，伤势过重牺牲。在这个紧要关头，起义队伍没有动摇，他们共推王小波妻弟李顺为统帅，继续实行“均贫富”的主张。李顺号令严明，所到之处，把乡里的富人大姓召集来，命令他们如实申报各自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按人口给他们留下够用的数量外，所余全部征调，发放给贫苦农民，得到人民拥护。李顺领导农民军连克蜀、邛二州，队伍已增加到数十万人。接着，他率领部队挥戈东下，从西南和西北两面向成都逼进，“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经过浴血奋战，又于5月16日攻克成都。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发展革命形势，起义军建立大蜀农民革命政权，李顺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货币。起义军战士还在脸上刺“应运雄军”四字，以纪念胜利。
大蜀农民革命政权坚决执行“均贫富”的政策，用革命暴力没收地主财物，还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大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分给贫民。这时，北到锦州，南至巫峡，大部分地区都为农民革命政权所控制。
大蜀政权建立后，李顺立即指挥起义军四出攻打州县，反动营垒相继土崩瓦解，宋朝的“败卒亡官”四散逃命，地主豪绅“人心恐悚，投死无地”。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数逾百万”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迅速波及其他地区，农民革命的怒火，正以燎原之势迅猛发展，“今日取某州，明日陷某县，向风则靡，何啻席卷之易”。
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斗争，北宋政权极为惊慌，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统帅中央禁军前去镇压。李顺为阻止宋军入川，也派农民军数万人北取剑门，控制栈道，以拒宋军于险关之外。但农民军在战斗中伤亡太重，退回成都。
李顺又亲率起义军20万围攻梓州，因遭宋军夹击，战斗不利，也相继撤回。宋军进围成都时，正值农民军大都四出攻取其他州县，只有10万人守卫成都。经过拚死抵抗，大多数人英勇牺牲了。不久城破，李顺在群众掩护下出城不知下落，宋军抓了一个貌似李顺的人杀头报功。
李顺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在眉州战斗的将领张余，仍继续转战于四川各地，连续攻破嘉、沪、戎、渝、涪、忠、万、开等八州，沿江而下，很快又发展到拥有“众十万余”的队伍。直到996年5月，各地起义军才陆续被宋军镇压下去。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严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四川“旁户”这一名称从此很少出现，博买务也取消了。这次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口号，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思想的继续和深化，它反映出广大农民要求土地和贫富均等的强烈愿望，对以后的农民起义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55 庆历新政与庆历党争
“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曲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庆历年，已经统治了80余年，其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宋初以来，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竟相兼并土地，造成“势官富姓，占田无限”的严重局面。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同时，宋初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逐渐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宋太祖开宝年间，作为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四五十万。北宋政府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思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军饷和官俸随之而都成为一项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宝元、康定年间（1038—1041年）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当西夏犯边时，辽国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再多增加了2C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取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因而，从太宗统治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到宋仁宗庆历年前的40多年中，农民和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伙）”。
北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因而有些人对当时死气沉沉的官僚政治提出批评，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如宝元二年（1038年）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员，节省经费。长期担任宰相的吕夷简则指责这些不满统治现状的官员是“朋党”，对他们加以打击排斥。在对时政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官员中，核心人物是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苏州市）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开始了宦游生涯。他在当地方官时，很注意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关心时政得失，获得清正的名声。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上书言朝廷得失，民间利病，为宰相王曾所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景祐二年（1035年）权知开封府，当时舆论认为“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景祐三年，范仲淹上百官图讽刺宰相吕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