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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南的八里台，受到聂士成军的有力抗击。最后因力量相差悬殊，聂士成英勇殉国，爱国官兵也损失很大，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八里台。
7月12日，八国联军的各路增兵均已到达天津，约1．4万人。沙俄远东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也在这时抵达天津，他自任总理联军军务之责，召集各国侵略军司令官开会，研究并制定了总攻天津城垣计划。八国联军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于13日凌晨分两路向天津旧城发动总攻。一路由俄、德为主的5000人进攻东城和东北角三岔河阵地；一路以日、美、英、法等国为主的5000人进攻南门。其余兵力驻扎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作为后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虽然遭到义和团和一部分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还是在14日攻占了天津。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立即分区占领，实行殖民统治。联军在天津成立了殖民统治机构——都统衙门，由俄、英、日三国军官充当头子，统治天津、静海和宁河等广大地区。
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各国继续增兵向天津集结，准备大举进攻北京。
8月2日，八国联军拼凑了4万兵力，正式成立了联军司令部，经过一番争夺，最后决定由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
8月3日，八国联军各首领开会，决定进攻北京。4日，八国联军出动1．8万多人从天津沿北运河向北京进发。5日，联军攻占北仓，6日攻占杨村，9日攻占河西务，13日攻占通州。八国联军在占领通州后，原来商定先休息一天，然后再研究如何进攻北京城。但俄国侵略军为了抢攻占北京的“首功”，背约在14日凌晨首先进攻东便门。经过激战，于凌晨2时攻占了东便门。接着，俄军又进攻建国门。日军见到俄军已发起攻城，也于14日进攻齐化门（今朝阳门）。美、英各军也相继开始攻城，并先后攻入城内。
8月15日晨，八国联军进攻皇城东华门。慈禧太后急忙带着光绪皇帝、皇后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从西华门至德胜门，转经西直门逃出北京城。八国联军终于占领了北京。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公开抢劫3天。颐和园的文物古玩，侵略者括其所有；安放在大殿前面的那些存水防火用的鎏金大铜缸，因过于笨重，搬不走，洋兵们就用刺刀把表面的金子刮走。侵略者把颐和园的珍宝、文物，用骆驼运往天津。
9月中旬，八国联军达10万人。瓦德西分兵四出攻掠，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侵张家日，西扰娘子关。八国联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京津一带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瓦砾场。
慈禧太后在逃往西安的途中，于8月24日颁布上谕，催促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立即从上海赶回北京，会同庆亲王奕䜣迅速办理“和局”。9月7日，慈禧太后又颁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和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且加派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和谈。至此，在各国列强的枪炮与清政府腐败退让下，中国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瓜分的场所。
88 《辛丑条约》的签订
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辛丑条约》即《辛丑议定书》或《辛丑各国和约》。
1901年9月7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俄、德、法、美、日、意、西、荷、比、奥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1901年是夏历辛丑年，所以最后议定书又称为《辛丑条约》。
早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帝国主义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䜣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帝国主义列强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11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12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
“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悔过”，帝国主义各国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䜣、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䜣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等11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协定书上签字。
《辛丑条约》，共有12款19个附件，是一个性质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主要内容如下：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加上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本利共达9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了10亿两。
（2）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单独设立使馆区，可在使馆区内驻兵，中国人不准在此区域内居住。
（3）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在天津周围10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京榆铁路沿线的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州、唐山、芦台、塘沽、军粮城、天津、杨村、廊坊、黄村等12个战略要地。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运入中国，为期2年，还可延长禁运期。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将”；在外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清政府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复滋伤害诸国人民之事，或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又规定“变通诸国钦差大臣觐见礼节”。
（6）德国公使克林德、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从上述条款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反革命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的的殖民枷锁，也是维系中外反动派勾结的清王朝的空前的卖身契。通过这个条约，列强得以大大加强其在华的统治势力，进行野蛮的军事监督、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首先，清政府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成了列强共同监督的“守土长官”。
列强在北京强行划定的“使馆区”，是一个“国中之国”，在所划地界内，强拆民宅，大面积霸占公私地亩，厚筑高墙，又设炮位，建筑了俄、美、法、德、英、日、意等7国兵营，墙外各辟空地，作为操场，并树立了“保卫界内、禁止穿行”的木牌。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朝的太上政府，严重地侵犯和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是对中华民族的莫大侮辱。
平毁大沽炮台，在京榆铁路沿线驻扎外国军队，解除了京畿战略要地的警备，使北京的大门洞开，让帝国主义强盗自由进出，中国无权过问。在2年内（或更长一些时间）不准中国输入军火或生产军火的材料，这是要把本来就极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装备和军火生产能力，削弱到更低的水平，使之有国无防，任从列强宰割欺凌。
清政府按照条约的规定，派亲王、重臣赴德、日两国赔礼认罪，为克林德树立牌坊，为被毁坟茔建立碑碣，一批批地公布惩凶名单，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民族的尊严，打击了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正气，等于承认帝国主义侵华活动有理、合法，助长了帝国主义者、外国传教士、不法教民的反动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更加去肆虐横行。在义和团活动过的地区停止5年文武考试，目的是为了警告那些日后有可能成为官吏的各类知识分子，一切仇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都将受到惩罚。严禁组织或加入反帝结社，违者处斩，以及对一切镇压人民反帝斗争不力的各级地方官员严惩不贷，是把中国人民当作不容反抗的奴隶，各级官吏则是受列强支配的奴隶总管（西太后集团）的鹰犬。在帝国主义看来，总理衙门办事不力，为了便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强令清政府将它改为外务部，使之成为能在公使团指挥下迅速贯彻各国旨意的卖国机构。至于改革使臣的觐见礼节，则是为了消除中外反动派之间的隔阂，便于列强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施加压力和影响。条约的政治实质，即在于此。
再者，帝国主义贪婪的勒索，使中国的经济陷于崩溃状态。
《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称为“大赔款”或“庚子赔款”），按当时全国人口计算，是每人1两。这种对中国人民的勒索，确是“旷古罕闻”的。但是实际支付的数目还不止此。赔款是从1902年起开付，中国应支付赔款自1901年7月1日到12月31日的利息900万两；这笔利息从1902年起，3年内清还，4厘息，又需支付利息100万海关两。条约规定赔款用银支付，即以海关银两市价易成金款支付，均具全国货币比值；但帝国主义蛮不讲理，提出所谓镑亏，即赔款补充债款问题。当时金价日涨，银价日落，各国强令中国承认将赔款改作以金计算，大大超过原赔款的金额。
按照条约，中国将海关的绝大部分税收（约7C10）都用以偿还借款本息。当时海关税收每年约2000多万两，为清朝政府主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控制海关就基本上能够左右中国财政，并保证对中国资本输出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控制海关可以垄断中国进出口贸易，保证帝国主义以低税率输入商品和输出原料，从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实行关税保护制度的可能性。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愿意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