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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更爆发了英勇壮烈的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动员和鼓舞，为颠覆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
由于同盟会实际上是一个松懈的反满联盟，所以参加同盟会的组织和个人，并不都完全同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平均地权”则更表现出较大分歧。政治上、思想上的分歧最终导致了组织上的涣散和分裂。先是出现章炳麟等对孙中山进行的莫须有的人身攻击，后来在1908年，陶成章公然在南洋恢复光复会的名义，与同盟会相对立。但他们的分裂活动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党人的义愤。黄兴、刘揆一等人起来支持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维护了革命团结。
1911年夏天，为反对清政府把川汉、粤汉铁路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等省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同盟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交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地方革命政权。
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政府的丧钟。武昌起义是由文学社、共进会领导的。文学社是受到孙中山和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革命团体，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同盟会员，而且在武昌起义后，文学社全体加入了同盟会。而共进会，则是同盟会中一部分和会党有密切联系的会员组织起来的。11月，总部由日本东京移至上海。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总部由上海移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内阁9名阁员中，虽然只有3人是同盟会员（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部长蔡元培），但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和各部次长都是同盟会员。所以，当时中央政府的实权是掌握在同盟会手中的。
但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便遇到了危机：
帝国主义拒不承认革命政府，他们曾一度企图进行武装干涉。
后来，当他们看到清政府已无力回天时，便选择了新的走狗袁世凯。袁世凯乘机迫使清政府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取得了军政实权。他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合谋，另一方面利用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和君主立宪派，迫使革命政权与他谈判。
由于各方面的压力，孙中山最后不得不同意对袁妥协。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据了总统职务。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而同盟会的实际负责人宋教仁醉心于“政党政治”，为了争取国会中的多数，未征得孙中山的同意，拉拢一些小党派与同盟会合并组成国民党，于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开了成立大会。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精神放弃殆尽，倒退成一个具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团体。
91 保路运动
辛亥革命的前奏曲
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铁路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早在1903年9月，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允谁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项公司。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四川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并于次年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随着各省铁路公司的成立，收回路权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
湖南、湖北、广东3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粤汉铁路收回以后，又展开了一场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是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和清政府卖国求荣而引起的。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十分注意夺取铁路修筑权。因为一旦窃取了铁路，不仅可以利用它调运军队，镇压人民的反抗，而且可以直接控制铁路沿线的城镇乡村和矿产资源。清政府本来就是靠帝国主义的刺刀来维持的反动政权，当然不敢得罪帝国主义。
1911年春，清王朝搬弄立宪骗局，成立所谓“责任内阁”。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在5月9日颁发“上谕”，实行所谓“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准备以“国有”为名，出卖全国铁路主权。5月18日，清政府任命满族贵族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皇族内阁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600万英镑的《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把湖北、湖南、广东3省人民在1905年收回路权运动中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和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又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它不仅侵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因此，清政府的这种卖国政策，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愤慨。与粤汉、川汉两干线相关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4省大举展开了保路斗争。
湖南的保路运动发起早、行动快。早在1908年冬，湖南全省就掀起了“拒债”、“集股”为中心的保路热潮。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公布后，湖南全省人民奔走呼号，抗议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1911年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发出传单，抨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14日，长沙举行了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决议拒外债、保路权。16日，长沙、株洲1万多铁路工人游行示威，倡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人民抗租税。18日，湖南各界人士聚集在巡抚衙门前，抗议卖国的“铁路国有”政策。
在湖北，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后，各界人士奋起争路。宜昌到万县的铁路本已动工修筑，清政府迫令停工，筑路工人和商人立即聚集起来与之抗争。清政府调兵前来镇压，数千筑路工人抡起铁锤，挥动棍棒，同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搏斗，当场打死清军20多人。
在广东，6月10日，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
在很短的时间内，湖南、湖北、广东的保路风潮连成一片，声势浩大。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并通电、写信予以声援。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在广泛持久深入的进行。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铁路股东代表大会，会场群情激昂，大骂盛宣怀卖路卖国，决心为争回路权奋斗到底。会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大会还发表宣言，确定了“破约保路”宗旨，并通电全国，痛斥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会后还派人到全省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
四川省人民对“铁路国有”的卖路卖国的实质是很清楚而深恶痛绝的。所以，当时全川142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保路运动之中，保路同志会的会员不到10天就发展到10万人。
反动媚外的清政府对保路运动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责令各省官吏对参加保路运动的人“严行惩办”；各省派到北京请愿的代表，也被“押解回籍”。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加剧了人民对它的仇恨，而且从和平保路转向了武装斗争。
这时，四川同盟会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等认为革命时机已到。8月4日，他们邀请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梓舟、胡重义、孙泽沛和张达三等在资州（今资中）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保路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
这样，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之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同盟会会员的宣传、组织下，使这场保路运动转向反清的武装斗争，而且形势锐不可挡。
9月7日，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以及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消息传开，数万群众前来请愿，要求放人。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当晚，曹笃和朱国琛等人裁截木板数百块，上写“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上桐油，投入江中，顺流而下，这些被人称为“水电报”的木板把消息传遍川南、川东各地，更进一步掀起了各地群众揭竿而起的革命形势。
9月8日，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附近州县群起响应，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军，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人，形成了群众大起义的局面。同志军围攻成都十几天，由于缺乏统一的组织指挥和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又不足，没能攻下成都，他们就分散进入地方各州县。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群众基础较好，同盟会会员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联络和组织工作，并组织民团1000余人。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后，川东地区的群众也纷起响应，占领大足县城。这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作战。到10月上旬，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政府获知成都被围和四川各地同志军起义的消息后，吓得手忙脚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先后调派端方从湖北带新军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带兵到四川资州时被新军斩首），并命令曾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还从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但是，湖北新军被调入川，却造成了武汉空虚，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保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极大地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志，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92 辛亥革命
这场大革命把中国推向一个全新的社会
1911年10月10日，在中国大地爆发了一次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冲垮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这一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是“辛亥”年，历史上就把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