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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雪娥这一巴掌，打消了她活下去的信心。
正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等众人发现的时候，惠莲早就已经呜呼哀哉了。雪娥这才知道闯了大祸，怕西门庆回来查根问底，归罪于己，在上房跪着苦求月娘，让她休提自己和惠莲嚷闹这一节，月娘看她吓得那个腔调儿，心中不忍，说道：“此时你才知道害怕，当初少说一句儿不就好了。”晚上西门庆回来之后，月娘说惠莲因为想念汉子，哭了一天，最后寻了短见。虽然月娘出于仁慈之心，不想再让雪娥有个三长两短，但是她无疑也剥夺了为惠莲主持一下正义的机会，而西门庆听说后，冷冷地说了一句：“她真是个拙妇，原来没福（他认为给人家几个小钱儿，就是让惠莲幸福了。和他有关系的女人没有有福的，都被带入人间地狱里了。）。”
这就是曾经在床上和惠莲誓同生死的男人所下的评语。
家里出了人命，必须要让官府知道，西门庆给知县的答复是：家里请客人喝酒，惠莲掌管银器，因为丢失了一件银酒盅，怕家主查问责怪，自缢身死（中国人的命历来不值钱，一件银器就值一条人命。）。他又送知县三十两银子，知县也就稀里糊涂地了解了，派人要收尸火化。
正要火化，惠莲的父亲宋仁过来阻止，并大叫冤枉，说他女儿死得不明不白，并说西门庆倚势她，她贞节不从（当然这谈不上。），被威逼身死，如果知县不给一个说法，他就要往上告。这样大家都不敢点火，一哄而散。当西门庆听说发生这样的事儿后，心中大怒，骂道：“找死的光棍，这等可恶。”于是给知县写了一封信，知县对于这个“钱爹”的命令从来不敢怠慢，派人把宋仁绑进府衙，宣判他倚尸讹诈的罪名成立，打了二十大板，打得双腿鲜血淋漓，并要求他写下保证书，不得再次骚扰西门庆，于是把宋惠莲的尸体火化了。宋仁回到家中，伤势严重，主要是气愤难当，再加感染了瘟疫，没几天工夫，也追随女儿而去了。
要说西门庆倚仗势力强暴，这是无中生有，而且说他意图讹诈，也有这种嫌疑，不过宋仁说自己女儿死的不明不白，想要官府查明真相，这个要求无可厚非。况且，不管怎样，宋仁不算老丈人，也是情人的父亲，虽然连接的纽带——宋惠莲的肉体——不存在了，他难道就不能讲一点感情吗？
男人好色也罢，贪权也行，丧尽天良、全无心肝若此，草菅人命、毫无人性如斯，却只能让人痛恨不已了。每当读这几回的时候，我都有“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感觉。
女性朋友们，千万别宣扬“嫁人当嫁西门庆”这样的论调，你先要掂量一下自己和家人一共有几颗脑袋，再决定不迟。
接下来，我要写一份刑事判决书。
世上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判决书，因为这是没有结论、无法可依的判决书，判决的是辩证的灰色地带，不是像在法律准绳之下那样的黑白分明。
后记一三宋惠莲的刑事判决书（下之下）
本审判长说一不二，不会自食前言，如果这回再不审理完毕，就成小狗了，所以大家等着审判结果吧！
十、来兴儿与来旺儿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宋惠莲给丈夫带来了好运，比如说西门庆因为她的关系让来旺儿顶替来兴儿担任采购科主管，也同时给他带来了祸患和嫉妒，这种福祸相依的相生相克就像孪生兄弟，接踵而生。这两人的矛盾就是一个饭碗。
如果把西门府比作一家公司的话，那么这种矛盾就是由于不公正待遇和人治痼疾产生的。西门庆作为老板，和自己的女员工发生了婚外情，必定有损于个人的尊严，也极容易使这个女员工及其裙带关系范围内的人成为众矢之的。本来应该是公事公办的，可如今因为有特殊关系，办公桌被移到了床上，羡慕者有之，嫉恨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本来来兴儿和来旺儿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可来旺儿抢夺了他嘴里的肉，他难免就要产生心理不平衡，如果说自己办事失误或者来旺能力出众，如果来兴儿还有一点点男人的宽容和度量的话，应该心服口服。可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来兴儿成为添油加醋的告密者，成为卑鄙无耻的加害者。他也有可以被施加历史同情的地方，因为日子太苦，混口饭吃不容易，可也让人不齿。还是那句话：促织不吃癞蛤蟆肉——都是一锹土上人。何必呢？
所以作者现身说法：“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风气不正，权谋横行，勾心斗角，鲜廉寡耻，大都是由不公正待遇引起的，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造成的。这个故事可为管理者镜鉴。
说起来，每一个管理者都比作者清楚，只是，只是因为小妹太迷人，去他妈的管理艺术吧，老子不管什么雄心壮志、深谋远虑了。
十一、宋惠莲与惠祥等仆人的矛盾
她们之间的矛盾和男仆人之间的矛盾十分相似，本来大家都是平等相处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因为老板的照顾，这名女员工成了宝贝疙瘩，又是给她调动工作，又是给她额外奖金，而她也擅作威福，俨然以小老婆自居，颐指气使，让人看在眼里，气在心头。
元曲大师关汉卿有个作品叫《哨遍@高祖还乡》，以一个知道刘邦底细的乡民为视角，对刘邦的做作和虚张声势进行了无情地嘲讽。在封建礼仪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仪仗都成了这位乡民的笑柄，所谓的金瓜锤在他眼里就是“甜瓜染了金黄色”，所谓的蟠龙戏珠旗也就是“蛇缠葫芦”，所谓的侍从人员就像天上的判官，面无表情，一切的一切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和农村的器物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加了一些豪华装饰而已。尤其让他气愤的是，最能装的那个大汉目中无人，“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再定睛一看，“险气破我胸脯”，原来那个不知为什么把身份证改成汉高祖的人就是拖欠自己债务的刘三。
你宋惠莲尽管和老板攀上了关系，还是那个刘三，凭什么把自己当成汉高祖？难道这样你就身份高贵了？都是一锹土上人，你凭什么这样压制我？难道你不是蔡通判府里的那个宋金莲了吗？“上灶的”是你叫的？“你恒数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罢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惠祥愤愤不平，她就是那个看“高祖还乡”的乡农。
然而惠祥揭露惠莲“汉子有一拿小米儿数”，也颇为牵强，惠莲反口相讥，“嫂子，你也不是什么清净姑姑儿”，惠祥只好退而求其次，“我怎不是清净姑姑儿？跷起脚儿来，比你这淫妇好些儿！”想要比惠莲好，还得翘起脚儿，如果不翘脚儿，恐怕也要平起平坐了。被月娘呵斥之后，她还不依不饶，还想和惠莲拼个你死我活，她口口声声说促织不吃癞蛤蟆肉，可在实际行动中没看出来。文人相轻，官场倾轧，尤其是看到这些弱小人物自相残杀的时候，我的心情极其沉重，可悲可叹！
这种市井妇女的形象活灵活现，《金瓶梅》和《红楼梦》刻画的人物真实至极，反而是很难企及的艺术高峰。
十二、吴月娘在宽容与软弱中的矛盾
在西门庆嫖风弄月的时候，月娘善言相劝；在西门庆受李瓶儿托付要劝告花子虚不要寻花问柳时，月娘提醒他灯台照不到自身，自己好自为之才是正道；在迎娶李瓶儿一事上，她出于自私也罢，出于维护家族利益也好，总是时时提醒西门庆。如今在“宋惠莲事件”上，月娘也有过劝谏，可是她认事不明，遭遇到西门庆的呵斥，事后她抱怨这个昏君行货子只听九尾狐狸精的话，把她们这些只会说逆耳忠言的视同无物。要说她劝谏是没有错，可在“来旺儿事件”上，她的愚蠢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来旺儿真是意图刺杀西门庆，她劝他在家门里惩戒，不是包庇凶犯、姑息养奸吗？只要西门庆和宋惠莲在一个府里，上床之事就无法杜绝，如果来旺儿这个心结一直存在，她就不怕来旺儿发酒疯时再次刺杀西门庆吗？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月娘知道事实的真相，她明知道来旺儿是被冤枉的。难道西门庆和宋惠莲之间的事儿，她就一点儿都不知道吗？不可能。以前评论过，她遇到这样一个刚愎自用、好色无度、横行霸道的丈夫，她又是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法的传统女人，她又能怎么办？西门庆的荣誉称号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如果月娘太过谏诤，拳打脚踢之事就不能施加在她的身上吗？她有太多无奈，这是我们的历史同情，然而，她的无奈之处也正是其软弱所在。
由此，产生了吴月娘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导西门庆以正，可又无能为力；一方面要保护受到冤枉、陷害、蹂躏的下人，同样是无能为力。如果像潘金莲那样是处心积虑的加害者，没有信仰，不信地狱，她不但不会有愧疚和矛盾之感，还会有一种得手后的沾沾自喜；如果像孟玉楼、李瓶儿、李娇儿那些或者隔岸观火或者自扫门前雪的人，她们对这类的伤害也基本无动于衷，因为她们只需要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至于别人的痛苦和死活，也管不了，也不关心。但月娘不是这样，她是女主人，是第二号人物，还是唯一能让这些生活艰难的小人物寻找到心理安慰和最后一棵救命稻草的人，兼且尚有仁慈之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种种因素相加，使她一方面扮演好好先生，一方面又不能坐视不管，可又回天乏力，这样她的矛盾和痛苦就会随之而至。
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完全自私主义者，是没有愧疚感的，一个麻木或悲观的遁世主义者，也很少痛苦，可是身处红尘的芸芸众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眼睁睁地看着不公正待遇吞噬着正义，挣扎着，矛盾着，痛苦着。
月娘就是其中之一，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十三、作者、笔者、读者与评论者的矛盾。
我多次提醒大家，这是我品评的《金瓶梅》，不是读者眼里的《金瓶梅》，也未必是作者想要描述的《金瓶梅》，各位“金学”评论家更是龙争虎斗。
按照张竹坡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作者是按照司马迁的笔法和文风进行创作的，他称《金瓶梅》是部《史记》，而且比《史记》更加难写，因为《金瓶梅》是把几百人合成一部传记来写，人物庞杂，事件琐碎，想提纲挈领、统筹兼顾，自非易事。当然这只是某种角度的比喻，《史记》和《金瓶梅》是两种风格，哪一部大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各有创作的难处。《史记》凝聚了司马迁父子两代的心血，他纵横万里调查研究，遍翻典籍积累素材，自己更是为《史记》殉葬了。《金瓶梅》以其容量来看，不会比《红楼梦》逊色多少，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用眼泪的结晶荟萃成书。
在没有电脑、打字机的时代，兼且需要创意、写作、修改，《金瓶梅》之成书岂会容易？一部书能耗尽一个人的心血，要了他的命。
这是从工作量上比较，再简要看看二者的创作思路和秉持的科学精神。
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史记》是个人创作，“成一家之言”，其他二十三部都是官修史书。因为是个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