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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宁汉合流。武汉三镇一片白色恐怖，腥风血雨。贺龙挺身而出，让武汉的一些共产党机关和革命群众团体挂上二十军的旗帜，并派兵站岗，以阻止反动派的搜捕。7月17日，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陈辞，他说：
“汪精卫叛变了革命，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他们脸上的假面具，国共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招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俪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平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也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对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第三条路是跟共产党走。我是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的，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走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给你们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们的娘老子问好，说我贺龙没照顾好你们。可是，有一条我要讲清楚，不许拉走队伍。”
当天，他又在二十军教导团讲话说：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今后还会有人要叛变的，可是，不用怕他们，他们不是三头六臂，和我们一样，也是一个头两条手臂，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我们就可以把他们打倒。”
在风云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将领，能有这样的革命坚定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己的行动，书写了一页可敬的历史，使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贺龙是一个革命者，是值得信赖的。正因为如此，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会见了贺龙。
会见的地方是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即苏联驻汉公使馆二楼。
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的革命者。这年，周恩来二十九岁，贺龙三十一岁。周恩来英俊汾酒，朝气蓬勃；贺龙风流调说，豁达豪爽。两人一见如故。
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说：“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接。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周恩来望着这位久知其名的将军说：“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说：“钦佩不敢当。我一直在寻找能让工农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认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党，我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接着，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从目前形势，谈到阶级斗争；从政治谈到军事；从待人接物谈到处世哲学。坦诚相见，谈笑风生。
贺龙最后表示：“我很清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听共产党的，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拼个高低了。”
据当时负责招待的师部副官长贺秦封的夫人、贺龙的堂嫂陈君兰回忆：“他们一直谈得很晚，当晚，贺龙留清两位周先生在客厅用饭，坐到餐桌旁，他们还继续谈论。”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这次会面，奠定了他们两人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革命友谊。在贺龙走向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7月23日，二十军东调，到达江西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来看望贺龙。谭平山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一件机密大事。”
“好啊，信任我贺龙，我当唯命是从。”贺龙认真地说。
谭平山告诉他，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中共中央派秘书长邓中夏和李立三来九江和叶挺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应该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定独立的军事行动，实行武装暴动。中共中央同意这一想法，决定在南昌搞一次武装暴动，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派周恩来主持大局，领导暴动。
“云卿，我们都希望你能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谭平山最后说。
贺龙有些激动。中共能把这样大的机密告诉我，说明他们是信任我的。他说：
“平山同志，我感谢共产党的信任，也感谢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我只有一句话，我赞成，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得到贺龙的同意；在九江的几位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开会决定：“（叶贺）军队于28日前集中南昌，28日晚举行暴动”，并急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请示批准。
这时，九江成了斗争的中心。
7月24日，刚刚抵达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甘棠湖烟水亭大摆筵席，宴请该军和驻九江各军高级将领。应邀出席的有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以及叶挺和贺龙。
席间，朱培德通知叶挺、贺龙说：汪精卫、张发奎要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届时二位务必难时出席。
军令如山，去不去庐山呢？他俩有些犹豫。
在第二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急急忙忙找到叶挺，告诉他，这是汪、张的阴谋。他们商定，当即邀请贺龙和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去甘棠湖划船赏景，以此为掩护，进行紧急磋商。
叶剑英，入党不久，是秘密党员，在第四军当参谋长。在碧波荡漾的甘棠湖中，叶剑英告诉他们，据他所知，汪精卫、张发奎让他们俩人上庐山，是要把他们的部队调往德安，相机扣押他俩，解除兵权。
贺龙说：“汪精卫靠不住，尽人皆知了。张发奎靠不住，还有些人不相信呢！其实在河南作战时，我就领教过他的为人了。照我看，庐山不去，德安也不去，我们只去南昌。”
叶挺说：“张发奎和我，当年都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北伐以来，共产党员为主的部队替他打冲锋，他才当了军长、总司令，怎么在关键时刻这样干呢？”
贺龙说：“其实，张发奎同我私交不错，但我看他满脑壳装的是争地盘，比高低，心有鬼股，靠不住的。”
叶挺、叶剑英都点头同意。他们当即决定，不去庐山，迅速将部队开赴南昌。
关于这一段历史，贺龙曾回忆说：“当时，叶挺、黄政翔的司令部，设在邵阳湖（当甘棠湖之误——笔者注）中的一座庙里。朱培德走了以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25日）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
为什么要让叶挺先走呢？因为二十军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先头部队已到德安，这可以迷惑张发奎，而叶挺部队仍在九江，如不及时离开，一旦张发奎生疑，出动武力拦截，就不好办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25日，在征得几位师长同意后，贺龙、周逸群在九江饭店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紧急动员，移师南昌。据会议参加者、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唐天际中将回忆，贺龙在会上说：
“到南昌干什么？大家只管放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贺龙决不会带你们去钻牛角尖。你们看看，九江这过朱培德传令，说张发奎总指挥叫上庐山开什么会。九江对岸，唐生智总指挥的部队也在不断集结，搞什么名堂？无非想打我们二十军的主意。现在是火烧眉毛尖了，我们只有听共产党的，向南昌进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不能稍有怀疑。”“过去我们打了很多仗，结果都是替别人打的，牺牲倒是我们自己。过去，我把政治、军事分开来看，是不对的。现在，我看清楚了，政治和军事不能分开。从今以后，我们要独立自主，政治、军事都听共产党的。”
当晚，贺龙下令，二十军从九江、德安两地同时出动，兵发南昌，参加起义。
揭开贺龙在大革命时期丰富复杂的思想历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委任他为南昌暴动起义军总指挥的原委了。这是因为，处在危难中奋起的共产党人，从贺龙的行动中，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他那颗火烫的心。当然，也无庸讳言，在当时，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寥寥无几。贺龙这支几万人的左派武装，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生死搏斗中所急需，必须下功夫争取的。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在九江开会时，就一致认为必须“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贺龙在后来谈到在九江与谭平山的接触时，也坦诚地说：“我也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统过来的。”因此，从当时形势看，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军总指挥，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从贺龙这方面来说，他为什么要抛开高官厚禄参加革命呢？上面揭示的这段思想历程，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再引述一段贺龙自己的话，也许更有助于读者。
1951年，贺龙在重庆回答一位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无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人出身于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所以，在我的部队中，是不准贪污搞钱的，跟我走的都是穷光蛋。我有一个亲三姐夫，本来家里很穷，跟我多年，我一手提拔他当了旅长。后来因为搞钱，就不能再当我的旅长而让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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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贺龙不愿去苏联留洋，要到农村去建立武装。他
说：“心里憋着一股劲，不相信打不败蒋介石。”
1927年11月，贺龙从香港到达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发出了通缉令：“据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受共产党指使，公然叛变，除派兵往剿外，希一体缉拿归案。”现在，到处张贴着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的布告，因此，他到上海以后，十分小心，一个晚上要换几个地方。中共中央知道他到了上海，但弄不清他的行踪。贺龙回忆说：
“从香港到上海后，开始党组织不清楚。一个晚上我换八个地方住。党派人找我贺云卿，开始也不认得。他们一个晚上也跑八个地方，一直跟我的线索找。说明共产党真伟大，真了不起，好关心我呀！”
他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以后，安排他与周逸群、廖乾吾住在一起，不久，迁往霞飞路泰辰里七十号，化�